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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运化细推知有味》，讨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佛教史研究何以兴盛。那个时代，除了现在大家熟知的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的禅宗史研究系列、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外，吕澂的《印度佛教史略》、李栩灼的《西藏佛教史》，还有黄忏华、虞愚、周叔迦等人的著作，后来又有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等，都相当有成绩。我简单归纳了一下，觉得至少在以下领域和问题上，中国佛教史的现代研究还是很有发明和特色的。 第一，通过梁启超、胡适、陈垣以及周叔迦、余嘉锡，一直到周一良、季羡林关于《四十二章经》、《理惑论》和早期佛教传来路线的论争，提出了“信供” 与“信证”、教内史料与教外史料、传统佛教记载与文集史传碑志的问题，也提出“层层积累”或“攀龙附凤”的佛教史考证原则，开始形成中国学界研究佛教史的历史学特点。 第二，汤用彤、陈寅恪、吕澂、周一良、季羡林等具有良好语言学基础的学者，在佛教历史和佛典翻译两个领域，都具有了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历史（文献）与语言结合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吕澂对佛教经典的研究、陈寅恪以多种语文知识考证敦煌佛教文书，还是季羡林用语言知识考证早期佛教传播的路线，都绝不逊于欧美诸贤。 第三，中国学者因为对本国历史的熟悉，所以很容易形成对佛教史及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综合研究路数，不太会把佛教史变成自给自足的领域。像陈寅恪对武则天与佛教的研究、陈垣对明清佛教的研究，就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不过，自从1949年以后，佛教史研究在学科制度上被归入哲学系，在研究方法上过度借助哲学分析和阶级分析，在资料方面主要局限在汉文佛教文献中，中国佛教史研究似乎是研究思路和方法变得简单了，除了思想还有仪式、教团、戒律的佛教，在研究中被片面地哲学化了，佛教史外部的“历史语境”被剔除后，佛教史似乎变成单线条而“自给自足”了。 可是我近年来越来越感觉到，在日本、欧美的学界，有关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最近，因为看到日本学者总是反复引述和讨论黑田俊雄（Kuroda Toshio，1926—1993）的论述，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佛教研究会编的《日本佛教的研究法》（法藏馆，2000）中，也有不少篇幅在讨论他的思想和理论，所以，我重读《日本中世の国家と佛教》（收在《黑田俊雄著作集》中，日本京都：法藏馆，1994—1995）中的一些章节，感到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特别是新的历史解释模型，也许会改变很多东西。其中，黑田关于“显密体制论”的论述让我很有感慨。黑田的研究是把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他提出“权门体制”的说法，认为日本中古政治秩序应是由三大权门控制：公家、武家和寺家。这一理论冲击了把中古史看成是“武士时代”的传统，使得日本中古史研究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贵族和寺社在挑战镰仓幕府权威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在黑田看来，日本中古史上的宗教，不是简单地寻求出世的信仰与修行，而恰恰就是构成整个社会、政治和生活秩序的重要一极。其次，他提出“显密体制”的说法。黑田以前，一般传统佛教史家会把日本中古佛教史视作是三个阶段的佛教：奈良佛教，平安佛教和镰仓佛教。日本中古佛教史便被解释成奈良、平安旧佛教与镰仓新佛教的历史。黑田反对这种日本中古佛教史的脉络，他认为，奈良、平安时期的佛教教派可以用“显密体制”来归纳，统称为显密佛教。这种佛教既包含着密教实践，也拥有显教教义，而密教更具主导地位。因此，一些日本本身的神道实践也被包容在显密体制之中，像御灵信仰和念佛实践，都被纳入到密教仪式系统，成为净化灵魂、安抚亡魂的方法。他不仅把“显密佛教”视作是一种日本中古的世界观，还把它看成是日本中古国家的意识形态。再次，他认为中古日本史的关键，就在于王法与佛法的互相角逐、依赖与支持。古代日本一直流行关于佛教是镇护国家力量的看法，但实际上，王法与佛法系统到后来形成一种更为复杂和紧凑的形态。而“显密佛教”通过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成为对中古政治和中古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即寺社成为三大权门势力之一。最后，由于显密佛教被视为中古社会的正统，而镰仓新佛教教派就被视作是异端，十二世纪以后新佛教的兴起，也因此被称作是“异端改革运动”。这些异端不仅从净土、禅、日莲宗发展出来，还从显密佛教中分化出一些被镇压的地下教派。由此，黑田也重新解释了中古日本社会中的神佛关系，认为神道不能和密教分离，应该被纳入“显密佛教”的体系中。日本传统的神道，在十世纪以来，由于“神佛习合”实践和“本地垂迹”理论，已经和佛教相结合。因此，日本传统神道发展出的“神国”思想，在黑田体系中也变成了显密体制的产物。 这是一个很大的佛教史甚至是古代日本史框架，这个框架是否正确，我不是日本史专家，不能妄下结论。但是，由于黑田的这一理论，使得日本中古政治与宗教史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比如引起了“寺院史”研究的盛行，导致佛法与王法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热闹，也引起了对日本东部现存的五万块“板碑”（类似于中国中古佛教造像石刻）的高度重视。那么，中国古代佛教史研究界，是否正是缺乏一种宏大的、崭新的框架，把佛教、政治、社会、生活、风俗、艺术串联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典范，以至于过去习惯的研究套数，至今无法改变呢？ 期待大家一起来讨论以下问题： 对中国佛教史研究传统的反思：中国佛教史研究者为何忽略与印度、中亚、日本佛教之关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佛教研究者中语言知识与训练为何缺失？ 欧美、日本、中国佛教史研究界，有什么新取向和新领域？ 重新检讨佛教史与政治史、艺术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综合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