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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5日，我国著名的佛教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马世长先生去世了，考古界损失了一位成绩卓著的开拓者，我们痛失了授业恩师。噩耗传来，大家难掩悲痛之情，亲朋好友、学界同行、门生弟子从国内国外匆匆奔赴京城，为老师送行。四年前，大家欢庆马老师七十大寿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次再聚却已与老师阴阳相隔。泪眼模糊中，老师的音容笑貌、逢年过节家中热腾腾的面条、课堂上侃侃而谈的风姿、石窟中山崖上那不知疲倦的背影又映入我们的眼帘……那位总是一身唐装、留着板寸的长者彷佛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从未离开。 专心学术 硕果累累 马世长先生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62年在宿白先生指导下赴敦煌进行专题实习。毕业后，身为家中独子的他，仿效常书鸿先生等前辈，毅然申请到敦煌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甘肃省委组织部报到时，当地干部看到他们是北大的毕业生，顿生爱才之心，说敦煌条件艰苦，希望他们留在省里工作。马老师豪迈地说：“我们去过敦煌，了解那里的情况。我们来，就是要去敦煌的，不然，我们来干什么！”就这样，马老师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系的敦煌，那里有无尽的宝藏在等待着他去探索、去发掘。 在敦煌工作之初，恰逢宿白先生系统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见《敦煌七讲》），莫高窟成了进行理论与方法实践的最好“战场”。马老师与樊锦诗、关友惠等同事一起，对敦煌北朝洞窟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记录与测绘，通过对窟龛形制、造像样式、装饰纹样等因素的类型分析与排队，科学地提出了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意见。《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结论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同，既验证了石窟寺考古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成为敦煌石窟多方面研究得以继续推进的重要基础。 在基本解决敦煌北朝洞窟分期问题之后，马老师将精力投入到洞窟题材内容的研究中。这方面的探索与积累，也间接促成了他后来进行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的研究。时至今日，他对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壁画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新疆石窟的扛鼎之作，也是佛教美术考古中将石窟寺考古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艺术史图像学分析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继在莫高窟洞窟分期和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考证上取得成绩之后，马老师将研究兴趣转向佛经，其中以《父母恩重经》的考释用功最多、成就最大。马老师对该经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研究的深度，开佛经版本传播与塑画内容互动关系及地域差异研究的先河。 石窟寺考古报告的整理与撰写，是石窟寺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利用读研期间的调查测绘资料，马老师与其他三位先生一起编写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这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石窟寺考古报告，也为后来石窟寺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范例。此后，马老师又参与编写了中日合作多达17卷本的《中国石窟》系列丛书。该丛书是了解和研究中国石窟的重要参考书籍，书中收录的论文在资料性、学术性等方面代表了当时中日两国的最高研究水平，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中国石窟》丛书的成功，离不开马老师在考察研究、选编统稿、亲自撰文等方面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 教书育人 桃李芬芳 1978年，马老师重返北大，从此走上教书育人的新岗位。在北大，马老师主讲中国石窟寺考古与魏晋南北朝考古的各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他讲课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带讲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所有的石窟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听着马老师的讲述，同学们仿佛不是坐在北大的教室里，而是跟着马老师神游在各地的石窟中。在马老师的课上，你很少听到分期、各期特征等内容，这些知识，书本上都有。他讲的更多的是第×窟，窟内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特点，值得注意。正是通过这样的潜移默化，马老师在引导学生们深入思考，进入洞窟中首先应该注意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任教期间，马老师先后指导了近二十位佛教石窟寺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及海外的留学生。在教学中，他特别注意因材施教，充分根据每个人的兴趣与特质，统筹安排基础课、田野实习、专业课及论文选题。经马老师指导的学生论文，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观点上多有探索与创新，其中部分论文已经出版，填补了许多石窟研究的空白，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文物局针对石窟寺考古人才匮乏的现状，委托北大先后举办了三届石窟寺考古培训班。马老师作为北大佛教石窟寺考古教学与科研的中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三届培训班的组织、协调、管理、教学以及实习的重任。 除了课上讲授专业知识外，马老师还利用课余时间与大家促膝谈心，辩难解惑。当时各石窟单位选送的学员，有的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马老师就特别针对他们因材施教：先做好思想工作，坚定其不怕苦不怕累的专业思想；其次鼓励他们献身石窟寺考古事业。马老师那时常常说的就是：中国石窟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大家身在石窟单位，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利用学到的知识，回去开展系统研究，一定要扭转过去中国石窟寺研究成果多由外国人发表的局面。正是在马老师的鞭策下，三届培训班为全国石窟单位培养了一百多位专业人才。 行为师范 永系我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石窟单位，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石窟自然环境恶劣，生活保障条件也很差。1987年，马老师带领佛教考古专业的同学们赴固原须弥山石窟实习时就是如此。因洞窟内没有电灯照明，大家只能抓紧白天的时间测绘。每天都是一早上山，直到太阳落山才返回驻地。时值隆冬，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强体力的劳动让同学们疲惫不堪。马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办法从当地集市上买来牛肚和头皮肉，亲自下厨掌勺，那种美味深深地浸透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参加过1995年第二届培训班的同学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拜城黑英山的历险。那天，大家起了个大早，长途跋涉七八个小时才到达洞窟。等完成洞窟测绘、照相、记录准备返回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正当同学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满载而归时，突降大雨。原本沟壑纵横的戈壁滩上顿时出现了一条条河流。没见过大漠戈壁那暴烈脾气的学员们都呆住了，有些女同学还害怕得哭了起来。马老师却镇定自若，指挥两个男同学先涉水探路，确定河水不深后，让全体男同学分批把所有女同学背过河去。谁知前面另一条河的水面更加宽阔，水流愈加湍急，前来接应的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一下水就被冲出几十米远。这下，同学们面面相觑，都没了主意。关键时刻，马老师果断决定不再冒险夜渡，原地等待天亮。他又让男同学们尽量搜集骆驼刺，生起熊熊篝火。火烧起来了，学员们身体暖了，耳边又不时传来马老师幽默风趣的“京片子”，大家的心也渐渐平静了。正是有了马老师这样的“定海神针”，同学们席地而坐，安然渡过了这艰苦而又难忘的一夜。 在庆祝马老师七十寿辰的筵席上，望着从各地赶来的学生，马老师深情地说：希望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样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其次要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这是我们稳定的大后方；最后，要坚定信念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言犹在耳，可马老师却已经离我们而去……敬爱的马老师，您将所有的知识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更教会我们做人与做事的道理，我们必将把这些学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自身努力取得业绩，为佛教考古事业做出贡献，这将是对您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恩师之道，长存我心！ （此文经马世长教授全体学生审定，（《中国文物报》2013年7月17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