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嘉励打开办公室大门，一股子憋坏了的霉味，冲鼻而来。也难怪，他算了算，十多天没回来了。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一位普通的研究员，这样的回家频率，算是幸福的了。 280天，这是一年中，他们在田野中“流离失所”的平均天数。 他们的办公室，在野外。从都市到村野，出繁华入粗朴，几个月泡在墓地、矿洞、碎瓷片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常态。 “喏，我的生活在这里。”郑嘉励从随身带着的斜挎包里，掏出一本薄薄的笔记本，黑色封面。打开一看，密密麻麻的繁体字，这页是草书，那页是端庄的小楷，“我偶尔在工地上写写字。”这位文艺70后，把考古笔记，当成练字的一种方式。 采访到下午5点10分，郑嘉励的手机响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电话那头，是太太温柔的声音。他答应10岁的儿子，陪他看一部美国动画片，两天后，他又要带着考古笔记，走向荒冢深处。“不然等我回来，又要下档了。” 笔记的封面很挺括，写了3页，看来是新换的。他打开柜子，哗啦啦，一叠叠硬面抄、软面抄，便签本，迎面倒下，记者数了数，大概有30多本。“很久没理了，都是以前的墓志笔记，读书笔记，田野笔记，见到什么记什么。” 郑嘉励在考古所工作了18年，做过史前考古，也做过瓷窑址考古，这十年，他的研究方向，定在了宋元考古，尤其是宋墓的调查和发掘。可他在做的事，却和我们理解中的考古，相去甚远。 这两天，他正在义乌考古发掘“4月24日，义乌蟹钳形冯氏家族墓”，他画下了9块墓地的排位图，又把墓碑上的文字，一一抄下。有些风化的，看不清的字，就用方框来代替。每看到一块墓碑，他便坐下来，抄录墓碑上的文字。浙江出土的宋元墓志，录文、点校，全被他记在了本子上，还整理出了《丽水宋元墓志辑录》，接下来还要做台州的、温州的。考察浙江宋墓之前，曾把《宋会要辑稿》读了七八遍。 墓葬，是考古工作者最常接触的东西。曾经有位考古太太，这样揶揄丈夫的职业：“远看像挖土的，近看是挖墓的，原来是考古的。”郑嘉励在老家玉环的母亲，也“嘲笑”过他：上这么多年学，还不是跟她一样，照样拿锄头。 “考古人，不是‘挖宝’的。我们是手拿锄头，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书生。”他这样解释这份工作，“我们以田野的方式做学问，必须独立思考，冲破表面，看到本质。” 整整两页，他把方孝孺为元代医学家朱丹溪写的坟庵记《孝友庵记》，全抄了下来。“方孝孺说古人生前聚族而居，死后族葬，有罪者不能葬入家族墓地。文艺青年很容易被这番感慨忽悠了，以为族葬是古代历史的常态，其实，这是理学家标榜的理想主义，除了《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普通人家很难办到。”郑嘉励说。抄完书，他去义乌赤岸的朱丹溪墓地一看，其实只葬了两代人，仅三个家庭成员。 笔记里，各种看不懂的墓主人名讳、世系、卒葬年月，在普通人眼里，只是冷眼旁观的证物。曾经，郑嘉励也只把一块块冰冷的石头，当成考古史料。“我的任务是整理古物，至于古人的亲情、生死、悲欢，与我无关。” 那次，为了了解丽水山区宋元明时期的银矿和铜矿，他得去矿洞勘查。矿洞所在的山脉，高耸入云，人迹罕至。他坐车到云和，花了4小时，从县城开车到山脚下，又是4小时，爬上山，再4小时，然后匍匐进洞。爬到一半，他往里扔了一块石头，“咕咚咕咚”，深不见底。再往里爬，见到了许多骷髅骨，他意识到，这是古代矿工的生命，是古代底层民众为生计卖命的见证。 那一刻，他想到了陈寅恪的一句话：理解之同情。“还原历史，仅仅只有知识是不够的，唯有感同身受，触及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才是真正的考古普及。” 考古到底是什么 考古是什么？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答案。 田野是考古学家人生的舞台，无论寒风凛冽，还是烈日当头，他们始终在考古工地探方中，用手中的小锄头、小手铲精耕细作，来来回回地辨识土色、划地层、找遗迹。当文物露头后更是忙碌不停，迹象的剥剔、遗物的清理需要福尔摩斯般的观察力和极端的耐心，还要给所有的地层、遗迹遗物绘图、记录、拍照。晚上则要挑灯夜战写报告。 考古是什么？与繁华的物质世界相比，它是一个创造知识、探索历史的沉默过程，它反对急功近利，反对浮躁，它需要专注、执着、勤奋、淡定、坚守……当这些词汇集，考古便是一种精神，考古人也便成为“最美的人”。  考古是虔诚的九十度鞠躬  考古是在泥地上睡一个觉  考古是大太阳底下抡锄头  考古是280天呆在野外  考古是呆在空空荡荡的深坑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