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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绝不仅仅是个“匆匆过客”，相反留给人们许多思考。 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批判，进而超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闯入”，历史学界有必要在维护学科尊严的同时，同情地理解并研究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将其引入历史学家的视域，使历史学科获得升华。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历史学的一连串追问，促使历史学转向对感性和艺术性的诉求，在将历史学与文学画上等号的同时，也使前者背离了“克莱奥”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精神，为其走向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洞开了一条理论门径。因此，后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历史学家的激烈抵制与反对。 面对汹涌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只有辩证地认识其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入室操戈”，才有助于历史学科的真正进步。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它极端强调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历史经验的特殊性以及语言的独立性等因素，而否定了语言的规定性和相对稳定性，否定历史事实对于历史文本组织所具有的规定性及限定性，否定了人的经验与思辨逻辑对于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所抨击的，未尝不是标榜“客观性”的现代史学的“软肋”。 是什么使历史的存在成为可认识的对象？不在场的历史事实与它的认识者之间，难道不是永远横亘着语言或文本化的语言？作为语言本身，难道不是充满社会性与个体性、逻辑性与人文性的矛盾？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足以促使我们从新的视域理解历史、理解历史的认识、理解历史的再现与文本编纂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使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等方面已经产生了相当影响，但就整个历史学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不仅是解决视角和方法问题，而是要建立起历史认识论的自觉。 E.H.卡尔曾在《历史是什么》中说到，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然而，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人们意识到，“与过去的对话”绝不是与“过去”的直接对话，而是与经过主体的记忆选择和语言叙述、被对象化和异化的“过去”的对话。因此，历史学家在展开与过去的“对话”之前，首先需要进行与史学史的对话，从语境上理解历史的语言活动。其次，还要与处于研究状态中的自我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克服认识上的局限。 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也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看待不同的、多元的历史叙述与解释。同样重要的，在“支离破碎”的史学中，我们重新发现了道德的和审美的意义，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重建历史学对于真、善、美三者相统一的追求。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及其对多元化的强调，为我们提供了总结、弘扬民族史学优秀传统的机遇。 与西方现代“科学”史学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史学中从未呈现出主/客体、理性/非理性之间关系的尖锐对立。以往长期受到激烈抨击的“春秋笔法”，如今看来，恰是在“齐桓晋文之事”得到真实记载的前提下，通过修辞手段，有效地表达了作史者所“窃取”的历史批评之“义”，形成了“求真”与“求善”乃至“求美”的统一。这种传统，对于解决西方现代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以及他对史实“考信”的关注，则在体现史学的事实叙述与历史解释间之张力的同时，展现出一个对叙事和解释均开放的历史世界。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而言，“一家之言”外，还可存在多家的叙述与解释，这不也是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吗？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价值，在清代章学诚的理论中有精彩的讨论。《文史通义·史德篇》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章学诚阐述了文本作者之自由意志对于历史的影响以及“合于理”与“本于情”的辩证统一等问题。这些有价值的理论，恰恰是通过后现代对现代史学批判的反省意识到的。此外，中国传统史学中还有极其丰富的遗产，诸如历史表述的体裁、有关文史关系的讨论等等，都亟待发掘。 总之，历史并未因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而失去意义。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人们也看到了现代史学的局限。因此，如何对自身理论的缺陷进行补苴罅漏，就成为我们在后现代思潮过后的必要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