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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翘首以盼的、由赵新平先生主笔的《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即将付梓，这是先商文化考古的一件大亊！ 先商文化，即我们所说的以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下七垣文化，是专指考古学上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前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自1979年邹衡先生以邯郸涧沟、新乡潞王坟、郑州南关外等遗址为代表，首次从考古学上提出先商文化命名以来，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30多年来，除以上3处遗址之外，虽然还发掘了磁县下七垣、内丘南三歧、磁县界段营、安阳梅园庄、淇县宋窑、涞水渐村、易县下岳各庄、任丘哑叭庄、邢台葛庄、邢台粮库等遗址，但这些遗址范围都不大，发掘面积也很小，且内涵单纯，均为居住址，没有墓地。与作为夏文化研究主要对象的二里头文化相比，在遗址发现的数量、发掘的规模和内涵的丰富及研究深度上，还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是主观上对先商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尚缺少足够重视，主动的、有计划的、持续不断的调查、研究不多；二是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没有像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有那么多基本建设项目动土，能为考古提供较多的线索。值得庆幸的是，从2004年启动的南水北调国家大型工程，从文献记载的商族发祥地豫北冀南的核心地区穿过，从而为先商文化遗存的更多发现提供了契机。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正是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开展文物调查时所发现，2005年7至12月，一举发掘了338座先商时期的墓葬，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二里头夏文化，成为先商文化发现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也是先商文化考古和研究的重大突破。2005年6月底至9月初第一期发掘期间，我有幸应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和领队赵新平先生之邀赴现场参观，当时的激动和兴奋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记得我曾经对赵新平说，一个干考古的一辈子能碰到这么重要的一个遗址，再苦再累也值了。赵新平虽然在工地几乎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什么事都要操心，累得不行，还连说“不累不累，就是以前没碰到过，不大懂。”明显可以感到他藏在内心深处的喜悦。正是这次参观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以及同样是南水北调工程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北磁县南城发现的又一处先商文化墓地及槐树屯、河北村(飞机场)、唐县北放水、淑闾等遗址，促成了我提出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联合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先商文化研讨会”的动议，这次会议已于2009年7月分别在鹤壁和石家庄召开。这是研讨先商文化的首次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收获。 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的发掘的确意义重大，当我于2006年参加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听到赵新平全面的汇报，特别是拜读过考古发掘报告之后，我的这个信念更加坚定、更加強烈，我相信这也是考古学界、尤其是搞商周考古的学人共同的看法。 《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的最大贡献是将发掘的338座墓葬资料全部发表，除运用传统手法研究了墓葬的形制、葬式、随葬品特点及墓地年代，并尽可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出土人骨、玉器及对埋藏环境研究直接有关的土样作了分析测定，作出了有益的结论。 我读过报告之后的收获很多，初步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将刘庄墓地和宋窑遗址综合起来，有墓地，也有居址，较全面地展现了豫北地区下七垣文化的面貌。该地区的夏时期遗存，邹衡先生曾以新乡潞王坟遗址为代表称之为先商文化辉卫型，将其看作是晚于以河北邯郸涧沟遗址为代表的漳河型先商文化的一期；笔者曾将其看成是下七垣先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张立东先生根据他对宋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认为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即文献上所言的韦族的文化遗存。随着材料的积累，特别是刘庄墓地的发现，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类被邹衡先生称之为先商文化的遗存，时间虽大体与二里头夏文化基本同时，但文化面貌的确有明显区别，即以墓葬来看，刘庄墓葬随葬品中以鬲数量最多，次为豆和盆，圈足盘亦较常见；二里头的墓葬鬲少见，盆、豆数量不少，鼎较突出，圈足盘基本不见；刘庄墓葬和二里头墓葬虽多为土坑竖穴、木质葬具，但刘庄墓葬中有少量石棺和简化石棺葬，为二里头墓葬中所不见。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虽有关系，但不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邹衡先生将其区别开来，推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是完全正确的。材料和研究表明，刘庄墓葬有早有晚，早的以M94、M103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早；晚的以M298为代表，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三期至四期早段同时，证明包括刘庄墓地在内的辉卫型遗存和漳河型遗存一样，也有自己的早晚发展演变关系，它是下七垣文化即先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而不是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期。张立东先生注意到包括宋窑遗址在内的辉卫型与漳河型的区别，在认识上是个进步，但能否另立一个文化从商系统文化中分离出去，牵涉到考古学文化下面类型划分的标准和考古学文化与族如何对应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作出结论，应持谨慎态度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夏时期，二里头夏文化墓葬虽有发现，但还无一处比较完整的墓地被揭露。刘庄墓地绝大多数墓葬己被发掘，整个墓地面貌已基本呈现出来。从布局角度观察，明显可分为东、西两大区块。东区按墓葬方向又可分两个小片区，西区虽多为南、北向，但亦可细分为二或三个小片区。和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多处墓地表明的那样，这种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墓地中，往往又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块，小区块之下又可细分几个小片的现象，反映的是血缘关系的远近，刘庄墓地作为一个族墓地，显然也是由若干不同层次、不同大小的宗族、家族乃至家庭单位构成的。刘庄墓地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了解夏时期商灭夏以前商族的基层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 第三，对于夏、商关系，过去根据漳河型、杞县鹿台岗、郑州二里岗下层H9三者有较宻切文化承袭关系的研究，多认为商人征伐夏桀的路线，是从河北南部漳河流域商族兴起之地，沿今河南与山东邻境地区南下，至豫东杞县一带与东夷族实行商夷联盟，复挥师西向，至郑州因遇夏人大师姑城驻军所阻，遂于郑州亳地建立根据地，经休整后再西向攻克大师姑、西史村等夏人据点，直抵偃师二里头，一举灭夏，灭夏后在二里头夏都不远处建偃师商城镇慑夏遗民，同时回到亳地，正式建郑州商城作为国都，我自己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但心中总有一个疑问未能解决：既然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而辉卫型向南的分布范围已距黄河不远，为何舍近求远、不从此地出发攻伐黄河南岸的以大师姑为代表的夏人势力，却单纯仰仗漳河型力量迂回到豫东再向西？商人欲求得夷人支持以实现商夷联合是一种解释，但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之处？带着这个问题重新检视郑州南关外的材料，我们发现，南关外类型相当复杂，除当地的洛达庙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因素，和已被许多学者注意到的来自东边的岳石文化因素及鹿台岗先商文化因素，还有来自北边辉卫型的因素，这种复杂现象反映的亊实可能是：在灭夏之前，商夷联军和辉卫型商人势力已从不同方向到达郑州地区，虽然商夷联军是灭夏的主力，但也不可小戯辉卫型这股力量的参与。看来重视辉卫型遗存与郑州南关外类型遗存的关系，应是今后夏、商关系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四，在何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先商文化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其来源。属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鹤壁刘庄墓地338座墓葬连同宋窑遗址呈现的面貌，与岳石文化判然有别，而从岳石文化和包括鹤壁刘庄在内的下七垣文化与学术界共认的以郑州二里岗H9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的关系分析，显然下七垣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有明显承袭演化痕迹，关系更为宻切。鹤壁刘庄墓地的发现，以更丰富的材料再次证明，下七垣文化确系先商文化，先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曾受到岳石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它的一些因素，但岳石文化却像许多学者所论证的那样，是东夷族的文化，而不是先商文化。至于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代贵族统治阶层文化的来源可能在山东、被统治的平民大众的文化的来源可能在豫北冀南的观点，虽然理论上说不无这种可能，但实际情况是，具体分析的结果却找不到商代贵族统治阶层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什么直接的内在联系。 鹤壁刘庄墓地的发现，是考古学上找到的一座富矿，里面包含着大量有关先商文化的信息。从发掘完成到报告编写和即将面世，表示这些珍贵的信息资源是开发出来了，但这仅是研究过程的第一步，下一步如何解析这些信息，将同样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以上几点认识，只是作为一个读者初读之后有感而发，并没有作认真细致研究，写出来是想引出话题，激发大家兴趣，共同以考古报告的出版为契机，掀起先商文化探索的新高潮，推进先商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先商文化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先商文化研究要想有突破，像考古学上其他课题一样，最重要的是新材料的发现。在我们以喜悦的心情祝贺凝聚着刘庄考古队全体队员和领导心血的《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公开出版的时刻，我们要感谢赵新平先生为此的付出。新平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拼命三郎式的人物，他作为研究所副所长和考古队的领队，发掘期间日夜奋战在工地，整理期间亊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过度的操劳，终于被病魔击倒了。大约在他生病快一年之后，我到医院看他，他虽略有好转，但说话、走路还有障碍。他看我进屋，异常激动，非要站起来，刚说了一句“谢谢你来看我”，第二句话就是“报告我还要搞”。我一时眼圈泛红，不知说什么好。我接读这本报告稿本的刹那，当时在他病房内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如今，我们从他和他的战友们用心血凝成的成果中寻找灵感、查摘材料、研究问题的时侯，能不为他们的付出和精神感动吗？谢谢新平，谢谢刘庄考古队的全体同行！（《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河南省文物局编著，赵新平主编，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定价：280元） （《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27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