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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的故居在他的故乡温州向公众开放了，这是中国考古学界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本人有幸参与夏鼐故居中生平陈列的内容设计，回想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三十余年的经历，感人事迹仿佛昨日，缅怀之情倍增。 六十年前，我第一次获知崇敬的夏鼐先生大名，第一次亲耳聆听夏先生的教诲。那是1952年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并选定考古专业之后，在《历史教学》杂志的建国三周年专号上，阅读到先生的文章《三年来我国考古学方面的成就》。随后，因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推迟至11月末报到，夏先生的“考古学通论”则直到1953年1月5日才开课。记得那天下午，全系几个年级的一百多名同学齐集文史楼阶梯教室听课，先生头戴皱折布帽、身穿灰布短祅，讲课方言重、声音低，加以板书字迹轻淡，多数同学听不懂，遂由一位青年教师负责笔记和整理，经先生审视后印发讲义。后来讲到考古技术部分，改为上午讲课下午实习。先生曾在未名湖边手把手教我们平板测量，坐在草地上解答疑难问题。 1956年我由北大毕业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后，有六、七年时间在学术秘书室工作。先生在三间平房的东端，我们则在西端，有机会经常接触。每当先生因严重的胃溃疡而在办公室呕吐，我便赶紧请司机备车送往医院。其间正值定陵的发掘正酣，工地负责人不时打电话或亲来坐等，请先生及时去工地指导，他总是忍着病痛，迅速前往，有时两三天即因身体不舒返回，稍有缓解再次前往，如此再三反复，直到清理工作结束，竟住进北京医院和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五个多月。 平时，先生收到的各方面赠书，或检出旧有藏书，往往高兴地出示。新出版的中外考古书刊自不必说，全国政协内部印发的《文史资料选辑》，几乎每辑都曾借给我阅读。出示旧有藏书，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是罗尔纲《师门辱教记》的1944年后方土纸印本，讲述作者师从胡适的经历，在1995年三联书店将胡适亲题为《师门五年记》的本子重印以前难得一见。再是他曾给我看一本周作人的散文集，翻开才知道原来是地下党秘密印刷的宣传材料，当时没有来得及问清楚怎么回事，从他解放前两年日记反映的心态推想，一定是那时保存下来的革命文物。先生在1948年末拒绝去台湾，绝不是偶然的。 “文革”初期，夏先生因被诬为“反动权威”和“走资派”而首当其冲。我曾以“保皇派”的罪名，跟随夏先生和其他几位所领导，陪同批斗和蹲过牛棚。海外传说先生“在那时被下放，挑了一年石头”，这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除开过一两次批斗会外，开始两年多的时间，先生在所里确实被罚劳动，每天上午干盖房小工、清扫院子等杂活，下午学习文件和写检查，晚间再打扫厕所。后来全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先生干的是制作建房土坯的辅助劳动，及“看青”一类轻活，五个月请假返回北京后，因接受外事及业务工作任务留下。据我所知，他在当时和日后从未流露过任何怨言，恢复工作后曾不止一次为包括当初上纲造反同志在内的人员亲笔写信，成功地解决两地分居家属进京落实接收单位问题。 “文革”以后，我没有继续在学术秘书室工作，但仍经常被抓差参与起草重点文稿等秘书性工作。这段时间，夏鼐先生有几个方面的事情值得记述：⑴起草文稿在文字上一般并不要求十分讲究，但对涉及科学概念的用词则应严格区分，不得含糊其词，例如“文明”与“文化”，“文化”与“类型”，“生铁”、“熟铁”和“钢”，等等。⑵十分尊重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遗产，坚持采用“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这一提法，中国考古学会成立时特请与会代表中最年长的于省吾先生致开幕词，坚持推选几位老一辈非田野考古专家为名誉理事。⑶拒绝突出个人，面向全国，群而不党。1984年我执笔撰写考古所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原稿有“以夏鼐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一贯十分重视田野考古的工作质量，审慎地对待重大学术问题”，他审稿时将“以夏鼐为代表的”改变为“目前健在和前已去世的”。每有地方考古单位的负责人来京，先生常亲自回访。考古学会历次年会期间，先生总是主动走访各地同志。我们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编辑《殷周金文集成》，他拒绝署名为主编，只应允写一篇前言。 尽管夏先生的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仍然亲自撰写一系列学术论文。他经常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查阅资料，随手摘抄在便条纸上，必须借出细看的书刊也是随借随还。论文中所附插图，早年无不亲自绘制，后来虽由所内技术人员清绘，但诸如复杂的丝织品组织结构图仍自己绘出草图。有的文稿，曾在寄出前拿给我看，例如1962年为《红旗》杂志约稿《新中国的考古学》，为温州一中60周年校庆纪念刊撰写的《春草池边的旧梦》。后面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写得富有情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遗憾的是至今未能找到，以致没有编入他的文集。 夏鼐先生于1985年6月19日突然与世长辞以后，二十多年来本人全力投入编辑《夏鼐文集》，整理《夏鼐日记》及其他资料，深感他在世时自己虽然直接接触多年，但对于他的生平所知有限，也很肤浅。值此夏鼐故居布展开放之际，我们作为考古学界的后辈，通过参观夏鼐先生的生平陈列，将会更加深切地感到，一定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先生的道德文章，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术遗产，以期为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更加健康的全面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文物报》2012年6月8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