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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日0时5分，佟柱臣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中国失去了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佟柱臣先生，是我最尊敬、接触比较多的师长之一。他的离去使我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谦和的为人和奖掖后进的大家风范，令人高山仰止，永远铭记在心。 一、第一次相见 我第一次见到佟柱臣先生，是1981年6月。当时，我的导师陈述先生培养的五位研究生同时毕业，出于毕业论文答辩的需要，从全国各地聘请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任评委。在评委当中除张政烺、蔡美彪等历史学家以外，还聘请了三位文物考古专家，他们是佟柱臣、史树青、闫万章。为什么要聘请文物考古专家为评委，当时我并不清楚。后来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官修的辽、金二史比较简略，保留下来的辽金文献也比较少，这给辽、金史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陈述先生认为，文物考古资料可以补史证史，辽、金史研究必须重视文物考古发现。他指出，契丹考古改变了辽金史研究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通史研究面貌。那种只看文献，不看文物考古资料的做法，是一种自我封闭，不知进取的表现。聘请文物考古专家为研究生毕业论文评论，就是为了听取他们的声音，开阔研究生的视野，诱导他们重视文物考古资料，显示了陈述先生的远见卓识，现在看来是为研究生将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前陈述先生虽未同佟柱臣先生见过面，不过对佟柱臣先生在东北的考古活动是有一定了解的。东北是契丹、女真的发祥地，东北考古与辽金文化关系密切是人所尽知的，聘请佟先生为评委，是对佟柱臣先生的高度信任。佟柱臣先生称，他读过陈述先生的《契丹史论证稿》和《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中“颇受启示”,写出了《东北历史和考古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这算是承受的一点恩泽吧”。佟先生说他第一次见到陈述先生时，“见到他温文敦厚，确有学者大家的风度”；又说“作为一个研究生，能够得到像陈述先生这样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和教诲，在学术生涯中是终生的幸福”，表现了佟先生的谦虚和对陈述先生的景仰。此事已过去了三十个春秋，但是，佟先生的肺腑之言至今我仍没有忘记。 二、为《金代官印集》作序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的第一部作品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金代官印集》。搜集整理金代官印，前后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其间曾向佟先生多次请教。佟先生说，此书资料性学术性很强，为金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印样越全越好，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最后我搜集到600方左右，当时能见到的官印几无遗漏。佟先生听了以后很高兴，他鼓励说：“搞学问必须严肃认真，能够找的资料必须齐备，才能作深入研究。”当时我提出，目录编好以后，请他审阅，略书数语为序，他满口答应。我送目录时，他正忙于《中国新石器研究》的写作，写字台上摞着一尺多厚的书稿。见此状，我说佟先生不着急，有闲暇再写序。佟先生认为不能耽误出版社审稿编稿的时间，要为出版社着想。于是，他放下了手中的写作，很快就写出了长序。在序中他写道：“清代、民国收录官印虽多，但金代官印仅少。唯景爱所著《金代官印集》，则是专集录金代官印的著作。景爱同志曾受学于著名辽金史学者陈述教授，取得硕士学位，著作甚丰，为积学锐进之士。他广汇博征，得有印样与无印样而存其印文者共六百余件。虽然各地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单位尚有一部分藏品未发表，各省志县志中的尚有一部分未辑出，但就目前所得来说，总算是绝大部分了，这在学术界中是非常可喜的收获”；“金代官印不仅丰富了金代文物宝库，而且促进了金史研究，颇具学术价值，故喜而为之序”。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对后学的鼓励和奖掖，令人感动不已。 该书出版以后，我把样书送到东总布胡同弘通巷1号佟府。佟先生接过样书，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阅了一遍，高兴地对我说：“此书你编写的很不错，印刷装帧也很精良，没有辜负陈述先生对你的培养，真是名师出高徒啊。”这是鼓励，也是鞭策。我自知书中所收录的尚有缺漏，因此，后来在孙文政、王永成的帮助下进行增补，由中国书店出版了线装本的《金代官印》，收录了900多方官印，由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制，装帧十分精美，被评为全国优秀美术图书。此书的获奖，是佟先生不断鼓励的结果，应当归功于佟先生。 三、为佟先生著作写书评 佟先生写作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1991年4月由巴蜀出版社出版以后，曾赠送我一册，并附短信一封，全文如下： 景爱研究员： 好久没有见面了，向您问好。 我的这本写了六年，印了九年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终于问世了。里面有那么多繁难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那么复杂的英文、俄文、日文书目，在一个地方小厂，也难为他们了，因此能印出来，就很觉得不易。 兹寄上一册，请指正。 想请您写篇书评，内容我不看了，投到报社看看。添麻烦了，深谢深谢，发表后给我一份。 顺颂 撰祺 佟柱臣 1992年10月30日 这本书佟先生写了六年，可知佟先生多么仔细认真。送出版社等了九年才出版，可知当时出版是何等困难。读过以后，我深为之感动。此书后记署“记于北京困学斋”，说明即使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出版一本著作，也是困难重重，如无出版补贴的话，只能耐心等待。“困学”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研究学问最普遍的烦恼和困境。 我仔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立即写了一篇书评，送到报社，却被认为这类稿子太多，不好发表。我只好将书评投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这家杂志没要补贴，在1993年第2期采用了，我如释重负，将杂志送给佟先生，说明了情况，佟先生十分高兴。出书难，发表书评也难，20世纪90年代“一切向钱看”的弊端暴露无遗。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此书后来获得了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说明学术界对此书评价很高。 四、与佟先生最后一次见面 大约是2003年或2004年夏天，我曾到方庄去拜访佟先生，他是1994年从东总布胡同弘通巷迁居于此。楼上楼下两套房子，都很俭朴整洁，没有华丽的装修，这与佟先生不追求奢华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一碗粥足矣”，便是他的座右铭，是他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他甘于寂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写作，毕生的论著达500万字之多。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他全部的精力。 此次拜访，我给他带去了两种新书，一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沙漠考古》，二是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沙漠考古通论》，卷首分别有史树青、张文彬所作的序言。史树青、张文彬（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都认识，仔细翻看了他们的序言，又翻看两书的目录和正文，他感慨地说：“想不到你对沙漠考古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取得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开创了考古学的一个新支，贡献太大了。”我说，这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沙漠扩张已成为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危及了人类的安全。佟先生点头称是。 我知道佟先生已80多岁，难得一见。我带去照相机，给佟先生和师母拍合影；请佟先生坐在窗前，给他拍单人照；最后我又与佟先生合影留念。冲洗出来以后，我把照片寄给佟先生，据佟先生女儿佟伟华说，佟先生认为我拍照很不错，他很高兴。 这次拜访，我发现佟先生身体很好，我也很放心。却未料想，这是我与佟柱臣先生最后的一次见面。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佟先生最后一部著作《中国辽瓷研究》，由贾兰坡院士题签书名。由于我既搞考古又从事辽金史研究，佟先生令伟华赶紧给我寄一本，供我参考。读过以后，从中增长了许多知识，实是辽金史研究的必读之作。我先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比较短小；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收在一本论文集中，样书尚未送去，佟先生已离世，他未能看见这篇书评，我甚感内疚。 佟柱臣先生离我们而去，他留下了丰富的知识财富，也留下了光辉的人生，高风亮节，令人永远怀念。他将名垂青史，风范永存。 （《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30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