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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人论世 钱氏的“实事求是”，还包含评史事、论人物的内容。 一般以为考据学者是为考证而考证。其实不然。钱氏考史，往往表示己见，发表议论。他强调“实事求是”，言论要有根据[1]，而“必求其是”[1]。所撰《廿二史考异》，一方面是祛疑指瑕，另方面也发微揭隐。比如，有说《史记》不当以韩非与老子同传。钱氏则以为，“申韩之学，皆自谓本于老子，而实失老氏之旨。史公《自序》述其父说，道德与名、法各为一家；而于此赞（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赞》，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又明辨之，言其似同而实异也”。“说者讥韩非不当与老子同传，盖未喻史公微旨。”[2]这是说明司马迁作传之旨，而批评论者之非。 对于科学制度之种种弊端和消极作用，钱氏有切身体会，加以批判。他所撰的《十驾斋养新录》第十卷中，从《三公》到《乡试录》共35条，都是谈官制和乡试问题的。其中有曰：“魏华父云：‘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杜德称墓志》）又云：‘……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实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词之稍差，或惧而抑之，宁收卑近，无拔俊尤，其幸而得之，则又将以其取于人者取人也。’（《眉山创贡院志》）”[3]这里钱氏引他人之论而无己论，似乎没有主见，然此条目《科举之弊》是引述者所加，显然已说明了他的看法，所引魏氏之言即引者的观点。再如，钱氏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往典山东乡试，后来写了《山东乡试录序》，其中有云：“顾士积学数十年，文字不中，有习程式终老于场屋者；而浅学薄植，偶幸一日之长而侥幸弋获者，亦间有之。唐臣韩愈有言：‘唯古于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摹拟沿袭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称之，而今或以为弋取科名之捷径，宿儒既不遇，浅学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1]其讥刺科举制出不了真才实学，显而易见。 在考证文章里，钱氏还有刺世怜民的文字。比如，苏州双塔寺，宋代为寿宁万岁禅院，按例每日应向官府交纳醋钱一百四十文。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知寺僧请求蠲免此税，获准，浙西提举司发给免税凭证，寺僧即以公据刻石为证。钱氏跋云：“酒、醋，民间日用所需，而宋元禁百姓私造，官取其息。即一寺计之，每岁合输数万钱，则人户之抑配可知。今郡县有醋坊桥，有醋库巷，犹沿宋名，知醋之累民甚矣。”[4]这是根据真凭实据，批判宋代苛捐杂税累苦百姓。又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阳翟善才寺观音院立有一碑，碑记末列有“内品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邝延遇”，“殿前承旨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董某”，“供奉官前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李某”等三人。钱氏指出，内品是宦官，供奉宫、殿前承旨皆武人，并说：“一县之小，而监当盐税者不一，其员又以内侍、武夫充之，民其不堪命乎！”[4]经他这么一指点，宋代官府盘剥百姓之罪恶昭彰，而作者怜民之心也显然可见。 钱氏在考论中不时流露了思想，如，有人问：《诗·召南·野有死 》“吉士诱之”中的“诱”，以往学者有解作“挑诱”者，又有不同意见者，究竟怎么解释？钱氏的回答，转弯抹角，否定“挑诱”之说[1]。其实这是一首爱情诗，男挑诱女，女与男相会，情理之常。钱氏否定之，不免有卫道之味。但他在妇女问题上，往往对宋代以来的贞节观有所抵触。有人问他：男女定了亲，女尚未出嫁，男死，女“从其夫以死，礼欤？”他答：“非礼之中也。……先王制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未嫁之女。而后世乃有终其身不嫁者，有就婿其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礼之所无有也。”[1]他对于未嫁女“从死”之事，以为古礼没有这样的要求，不是适当的礼法。他记了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的话之后，说这话“虽为下等人说，然却是救时名言。”[3]这都不是地道的封建卫道士的口吻。又如，钱氏对于妇女“七出”（也称“七去”、“七弃”）的礼规，并不从维护封建夫权的角度进行说教；却以为，有的妇女，与其被迫害致死，还不如出而活命，“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1]此论比之宋儒道学家的说教，通情达理一些。 可以说，钱氏是注意据事实而发论，反对放空炮，要求说实话的。 钱氏颇注意评论历史人物。注重为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故评论历史人物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评论？可以说是非纷纭，黑白杂陈。其中有个严重的毛病，是以主观主义、封建伦理观点为武器，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褒贬抑扬。钱氏虽然也是儒家思想，也有伦理观念，但他反对评论者不懂装懂，随便议论，强调“必知其人而论其世”[1]，要求了解其人其世，知其身处，才有评论之权。他批评有的学人：“强作聪明，妄生＠①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之所难行，责人之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2]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评论，不了解历史，装作内行，调子唱得高，苛求于古人。 钱氏以为，“人之善恶，固未已知，论人亦复不易。”他指出，扬雄仕于王莽不无可议之处，“然方之刘歆、甄丰之徒何如？方之（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之徒又何如？”如果加以比较，论定其过，“轻重必有别矣”。他以为，切不可“上下其手”而任意“予夺”[1]。 钱氏还反对门户之见，曾批评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此门户之见，非是、非公也。”[3]他告诫，论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3]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钱氏主张了解历史的全面情况，反对只知其一，而泛论其余。有人问：《续纲目》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三月，“以王曾兼会灵观使，曾辞不受”；其九月，书“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说者云“特书曾之不受，所以讥旦之受也”。是不是这个意思？钱氏答：宋时宫观之职，大臣大儒多为之，或受或辞，“均非大节所系”。“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1]意思是，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只抓住个别情节，便任意猜测而海论一气，这种主观片面之见，犹如“矮人观场”之可笑。 评论历史人物，还当了解历史情势。对于荀子“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钱氏以为，王氏“未达荀子之意”。他指出：当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实在是无知[3]。钱氏此论，颇有点历史主义的味道。 空论，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之论，在史论方面几乎司空见惯。钱氏反对之，要求“实事求是”。比如，他通过考证，觉得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冯道传》“其击旻也，鄙（冯）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北陵使”这条记载，颇有问题，既指出欧史言及的时间有出入，冯道为山陵使是在显德元年（954年）二月丁卯，世宗亲征则在三月乙酉启行，时间上是颠倒的；又指出其评冯道也欠允当。从而发论：“欧公恶（冯）道而甚其辞耳。儒者好以成败论人，若以当日时势论之，则新造之邪，人情未固，加以大丧未毕，千里出师，一有败衅，国亦随之，亲征固危事也。此与澶渊之役时势迥殊，（冯）道言虽不验，究为老成练事之言，不可以人废之。”[2]这是通过考证，指出欧阳修因厌恶冯道为人，其史评述乃有失实之处。再如，《新唐书·萧铣传》有这么一条史论：“萧铣力困计殚，以奸言自释于下，系虏在廷，抗辞不屈，伪辩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钱氏对此下了这样的按语：“萧铣，梁之后裔，为众所推，非有失德，乃唐兵深入，自揆努力弗若，不惜生降，以全民命。其答高祖，以田横自比，盖道其实耳。高祖自虑养虎遗患，故亟除之。如李密、王世充之徒，虽低首屈服，终亦不免。视宋祖之待刘鋹，有愧色矣。以是为‘圣’，未之前闻”[2]。这是通过论证事实，对于欧史不实不是之论加以批驳。只是这种议论在《廿二史考异》中甚少，不能构成特色。 这里再举一些例子，以观钱氏的“知人论世”。 对于陈寿（字承祚）《三国志》，钱氏认为：“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虋虋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之亡，群然一词推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⑦焉。……厥后琅邪绍统，即仿汉中承制之局，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直易易耳。考亭（朱熹）生于南宋，事势与蜀汉相同，以蜀为正统，固其宜矣。”[1]对于陈寿“存季汉之名”，习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朱熹“以蜀为正统”，都从时势方面分析，真可谓知人论世。 梁武帝一代雄主，竟致梁亡。前人多有议论。钱氏批判梁武帝“拒谏自满”，因失政而国亡，说：“治国之道如养生，然养生者不能保身之无病，而务以医以药之；治国者不能必政之无失，而务纳谏以救之。……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有以为梁亡是梁武帝“耄年委事权悻之故”。钱氏以为，这“非笃论”。他指出：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病在自以为是，而恶人之言。”“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元气衰则百病皆得而杀之，不必痈疽之能杀其身也。”梁武帝“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1]。此论切中梁武帝要害，鞭辟入里。在封建君主制下，毫无民主可言，雄主自视过高，往往拒谏饰非，自己打倒自己。 五代的冯道，被欧阳修等人讥为不顾丧君亡国只求苟且偷生的无耻之徒。钱氏根据《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加以考证，发觉牒文是出于中书门下，而押行者则是枢密使加平章事的赵延寿、范延光等人，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为相者冯道、李愚、刘眗等人皆不参与这样的事实，而发出异议：“盖五代之际，政由枢密，其居相位者无过顽钝伴食之徒，朝政不由己出，虽寻常文书亦不复关白，名为宰辅，实同庶僚。李愚所谓‘吾君延访，鲜及吾辈’者是也。上既不以匡弼相期，而下不以廉耻自立。世徒讥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讵知（冯）道在相位固未尝一日得行其志也哉！……然千载而下，非见此牒乌能知当时行事。石刻之有裨于知人论世如此。”[4]这末句的话，说的很实在。钱氏对于冯道无意吹捧或开脱其罪过，也不是故意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指出当时实权在枢密，冯道为相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尸位素餐而已，说明世人徒讥冯道无耻是不够或欠当的，应该明白冯道不以廉耻自立，主要是由于朝廷不以匡弼相期。也就是说，责任主要不在个人，而在于朝廷和制度，冯道个人的表现有其客观的原因。这种知人论世的史识，比之一般学者只讥冯道无耻之尤，显然高明一些。 宋人徐休复所撰《祷先圣文》愿子孙长遵儒教，似乎此人是个信奉儒教者。钱氏一方面根据此文以察其言，一方面又根据“史称（徐休复）假葬亲之名，乞知青州，到官但殖货，终不言葬事；又以私憾诬人谋反，陷之重辟”的史实（注：可参考《宋史》卷276，《徐林复传》。），深感此人言行不一，撰文假正经，办事真秽行，于是发论：“夫今生后代之说，儒者固所不道，而其所望于子孙习儒者乃出于利禄之私，非真有志于道德也，则亦不得谓之义方矣。”[4]这样讥讽挂羊头卖狗肉的儒者很有意味。言行不一者，古今多有。今有满口宣扬大公无私者，而其人其嗣偷盗行为远远超过窃钩者。钱氏之论，可为千古之叹。 南宋赵构、秦桧君臣事仇忘祖，也宣传尊儒。立在杭州的《宣圣及七十二弟像赞》碑，宋高宗赵构亲撰碑文，秦桧为跋刻于碑阴，喧嚣尊儒重教。钱氏对此写了《跋》以评之，说：“夫治国固有缓急，思陵（指宋高宗）偏安两浙，称臣于仇雠，正复崇儒重道，亦何足掩不孝之名？则数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责，而如秦桧之奸邪无学，亦岂能援引典故以证人主之误哉！”[4]这对于称臣事仇的南宋君臣赵构、秦桧之流，也做到了知人论世。 《元史》有《史天倪传》（附其父秉直事）、《史天泽传》，主要是记载传主的经历和功名。钱氏据其乡大都永清县某村的史氏墓三块碑，考明一是史天倪之父《秉直碑》，一是秉直之弟《进道碑》（史不载其名），一是《清源碑》。他特别指出：“《清源碑》载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详，秉直长女为太师国王夫人，其事不见于它书。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连姻贵族所致。论史者不可不知也。”[3]这里的“要亦连姻贵族所致”一语，独具只眼；“论史者不可不知”，强调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这是根据史氏三碑所刻“连姻贵族”的内容而引发之论，可谓实事求是！ 对于古人，钱氏能将其政治表现与学业成就区别对待。比如，他认为，南宋孙仲益其人政治品质不好，“专主和议”，称誉投降派，诋毁抗战派，是个“无是非之心”的人；但其文章尚可，“骈偶之工”在当时应排在前列[1]。又如，明人张瑞图（晋江人），字写得很好，与米、董齐名，曾为当权的魏忠贤写过生祠碑文。其后定逆案，就因其“为忠贤书碑”这件事，名列于逆案。由此，他的字也被人轻视了。钱氏曾见过张瑞图的书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人“龌龊守位”，但无“专权误国之迹”，仅仅因为书魏忠贤碑，“遽加逆名，不已甚乎！”又说：“评书者，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1]。意思是，竟因书碑一事，便名列逆案，做得太过分了；也不能因其素行不佳，而否定其翰墨。 钱氏评论古人是注意分寸的。如，他对王安石为人为政多有贬词，但对陈黄中视王安石为“奸臣”则持不同意见，说：“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北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史）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陈黄中字）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1]这里，钱氏对王安石变法有贬意，乃政治观问题，另当别论；而他所论王安石“无奸邪之心”，不同意目为“奸臣”，是个起码的是非问题，不能随意和含糊。这就是把握尺度。古时学者多念念有词，常说这个经义，那个礼法，而往往缺乏一个客观的尺度和准确的分寸，如果学学钱氏知人论世的态度和办法，必有所收益。 评论历史人物，是由评论者思想支配的。钱氏自然也不例外。他信奉儒家的“恕道”[3]，一般说来，他不苛求于古人；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好非议古人”[3]。但他崇儒、反法，对于有些古人那套“任法”、“术数”，甚为反感，甚至讥晁错遭“杀身”之祸[1]，而碍难准确地评论晁错的历史功过是非。此其历史局限性乎？ 还应该指出，钱氏评论历史人物是很强调“史识”的。如，五代周世宗柴荣政治上得而旋失，欧阳修、洪迈对此评论不一。钱氏指出：“洪容斋以为失于好杀，列举《薛史》所载甚备，而《欧史》多芟之。容斋论史有识，胜于欧阳多矣。”[3]又如，宋人史弥远、韩侂胄之奸有轻重之分。钱氏以为，史之奸“倍于 胄”，但《宋史》“独不与奸臣之列”，这是《宋史》作者“无识”之过[2]。 史评、史论，仅凭学与才是不够的，必须有识，识是主导的。钱氏强调史识，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就是有识之见。 六、师古之是 钱氏颇强调“师古”之“是”[1]。这个“是”，不是今人理解的规律性，而是为人、为学、为政之道，要求今人学习历史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东西。 治史的人，是研究和评判古人古事的，又是站在当今实地的，如何对待古与今，是个重要问题。对待古今，历来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崇古、美古，把古代说成黄金时代，把古人美化为圣贤；一是轻古、丑古，把古代古人说成愚昧、野蛮，一无是处。两者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历史主义，实事求是，考察其历史是非，学古人之优，师古人之是。我国有以古为镜的传统，往往是，一者自觉地以古为镜，主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吸取养料；一者被动地受人告诫，不犯错误，或有错即改。而总的要求，无论智愚，无论君子小人，无论主动与被动，都要以古为镜，师古之是。乾嘉学者有博古倾向，一般是讲求以古为镜的。钱氏亦然。但钱氏博古而不忘今，既不肆意地蔑古或崇古，也不盲目地信古和师古，强调“必求其是”，师古之“是”，只向古代较为正确而于今有用者学习，以期有益于今。因为他治史，注意历史文献，搞历史考据，所以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学方面。 钱氏继清初顾炎武指责明人空虚措大的学风之后，通过考究历史，也觉得明人学风确实蹈虚。他考证明代学者及其著作，往往坦露己见，发表议论。如，他考证当时俗传本《竹书纪年》必是伪书，甚为拙劣，乃明人所为，评曰：“惟明人空虚无学，而好讲书法，乃有此等迂谬之识。”[3]又如，明崇祯（1628-1644年）年间所修《太仓州志》，叙地理沿革及人名多有谬误，评曰：“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如此者盖不少矣。”[3] 钱氏以为，明人空疏学风，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取士，主要是凭八股文，而不讲求真才实学。钱氏指出，自明以来，士大夫好读诗，但竟然不懂得双声，“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看，游谈无根之子衣钵相承，转为读古书为务外”[3]。 同时，钱氏批评不认真读书的文人。他指摘高士奇《天禄识余》、邵长蘅《古今韵略》中的错误，说：“两君皆有文名，而不读书，故涉笔便误”[3]。他以为好名的文人，多半是不认真读书的花架子。 但钱氏对待古人并不菲薄，而是很尊重的。他以下棋为喻，说：我看别人下棋，觉得人家不高明，自己下起来还不如别人，从此老实了。然后又说：“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无一失乎？”[1]就是说，对待古人的失误，要能设身处地为其考虑。以现在的话来说，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离开历史而苛求古人。 他反对文人相轻，尤其反对轻视和苛责古人。曾说：“杜子美诗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爱古人也。”并举出杜甫护惜王、杨、卢、骆之例，而讥近有浅薄者竟然苛责古人，“犹鲲鹏之与蚍蜉矣。”[3]他劝告那些一心想成名而无把握者，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书”、“善读书”。读书一定要多，如果“胸无万卷书”，只靠玩弄笔锋，取快一时，必然小池立涸。要善于读书，如果读书没有真正的心得，而自以为是，即使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学识终究肤浅，也称不上“善读书”。只有像有些古人那样“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从读书中有所体会，始发议论，才有可能“卓然成一家言”[1]。 他劝告学子读书要慢慢来，循序渐进，积累心得，议论平实。他引了朱熹的话：“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圣贤议论，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他认为朱熹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越级跳远，议论要平易，不能拔高凿深，“不为过高之论”[3]，都是可取的。 对待古人的正确态度，是在辨析优劣是非的基础上，学其优，师其是。有人问：对于《论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一语，有几种说法，后人何适何从？钱氏答：“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先后异，从其是焉者也。”[1]就是说，对于优劣是非问题，不论古人或今人，不论其人往昔与今日，应当“从其胜”、“从其是”。 钱氏有这样的铭言：“亦详亦要，有本有原，吾师乎古之人。”[1]意思是，要学习古人那种详要得体，学有本原的优良传统。他以为臧玉林的《经义杂识》，“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共辞轻讥先哲”；并说：“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1]这里强调的是，不能狂妄地轻讥先哲，而应学习他们正确优良的东西。 对于有些学人故弄玄虚，钱氏非常反感。有个程秀才在其所撰《易源》中，大谈“先天”、“无极”之旨，多为推论，玄之又玄。此人将书稿呈给钱氏看。钱大昕致书于程秀才，说：“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大多忧患戒惧之词。后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至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此仆之不敢言《易》也。”[1]他与那些玄虚好辩，“多高深窈妙之论”者兴趣不同，故表示没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之。 钱氏虽然擅长考据，但不固囿于此，对于经世致用并不反对，有时还予以肯定。他很欣赏胡谓所著《禹贡锥指》（二十卷，为图二十七篇），不仅称赞胡氏“尤精于舆地之学”，还指出：“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攻历代决溢改流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1]这里强调了胡渭经世济民之意，关心有关民生国计的黄河历代决溢改流问题，不同于不通时务的迂儒。故这里要赘言一句：史学界有讥刺乾嘉考据学者毫无经世思想之说，认为他们博古而不通今，似乎欠妥，乾嘉学者的博古倾向是很显然的，但他们也有多多少少的经世思想，只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难以伸展其志，而多被迫钻故纸堆而已。 古人治学是很认真谨严的，往往几十年才撰成一书，甚至有两代人成一书者，如司马氏谈、迁父子之《史记》，班氏彪、固、昭父子兄妹之《汉书》，等等。这种认真谨严的学风，一直影响及清代学者。积30余年心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的阎若璩，为了考究“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的出处（注：此语首见于《后汉书·独行索节的传》。），历经20年才搞清楚。钱氏欣赏阎若璩的经验之谈：“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1]意思是，治学需有不怕艰辛的精神，长年累月地钻研、积累和推敲，不可能轻率而速就。这是中国学者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钱氏对于后学梁玉绳专精毕力于考究《史记》，以几二十年的时间撰成《史记·志疑》一书，也很赞赏，说他兼有“河间之实事求是，北海之释废箴肓”，“斟酌群言，不没人善”的优点[1]。换句话说，钱氏认为梁玉绳继承和发扬了古人治学的优良传统，是“师古之是”的佼佼者。 钱氏对于古代学者的学问、学风，多有考评，态度诚恳。试举几例： 他有一条答问，谈许慎的《说文解字》，三千余字，其中有云：“叔重（许慎字）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传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在举了一些例子之后，又说：“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示后人之决择。此许（叔重）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1]汉代有今古文之争，分古文、今文两派，许慎属于古文学派，但他的《说文解字》不仅取古文学派的，也收今文学派的。是后直至清代，仍有今古文之争。钱氏很赞赏许慎的学风，称其为“命世通儒”，同时讥及后世专己守残、门户成见之流。 他对于范缜《神灭论》十分推崇，指出：“齐、梁人多好佛，刘彦和序《文心雕龙》，自言梦见宣尼（孔子），而晚节出家，名慧地，可谓咄咄怪事！颜子推累世儒家，而《家训·归小》一篇，见讥后代。范子真（缜字）《神灭论》，其中流砥柱乎！”[3]范缜《神灭论》具有无神论之光辉思想，确有反佛的历史意义。钱氏指责刘勰、颜子推的好佛倾向，称允《无神论》为“中流砥柱”，已指出了它的历史意义，可谓高见卓识。 他对于刘知几《史通》曾评论长短。指出：《史通》乃刘知几“感愤”之作，“指斥”祖宗敕撰“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尤多，表面上批评古代史籍，甚至疑古惑经，实际上“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这是“柳翳隐形，志在避祸”的手法，“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3]。这话非常中肯，指明了刘知几的心迹，还表示了愿为刘氏莫逆之交的思想。凭此，可以断言钱氏于考史中也有以古讽今的思想内容。他又说：“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往往采其结论”，并举出了例子，还说：“后代奉为科律，谁谓其书无益哉！”[3] 他对顾炎武较为推崇，尤其是肯定顾氏在明清之际学风转变方面的历史地位（注：参考《潜研堂文集》卷33，《身晦之论尔雅书》。）。但也坦诚地批评顾氏考论有所失误。如，《日知录》谓“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钱氏举出《汉书》诸传七八例，指出：“西汉已有‘缺’称，不始于晋也。”[3]又如，他指出《日知录》谓随会不与（晋）文公同时”；引谢肇＠(12)之说，“以为祧庙不讳之证”，都有失误，末了说：“顾氏偶未审耳！”[3]再如，《郃阳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语，这与《后汉书·灵帝纪》的纪日不符。顾炎武《求古录》据《灵帝纪》而疑《曹全碑》为后人作伪。钱氏据汉代《四分历》推算，并参考了《谯敏碑》和《后汉书》等其他材料，断定《曹全碑》纪日正确，《灵帝纪》纪日有误，说明顾氏怀疑《曹全碑》欠妥[4]。类似情况，还有一些。这说明，钱氏既尊重古人或前辈，师古之是，又不盲目迷信，而是实事求是。 他对于古今士风颇为感慨，在士人对待义利问题上，他以为，“古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今之士“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名，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胥徒何以异哉！”[3]意思是，古代士人好义，图个好名声，现在的士人学子志在好利，与商人差不多。在学风问题上，钱氏以为学术界存在一种剽窃行为，“偷语，偷义，偷势”都有人干，“后代诗文家免于三偷者寡矣”。就是说，后世文人做“偷”儿的很多。他说，顾炎武讥刺明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话虽然说得“太过”了一点，但“深切中隐微深痼之病”。又说：“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3]钱氏正会抓反面教材。 除了有关为学问题外，钱氏还提出了一些为人、为政方面的内容。 历史曾发生过“元祐党籍”、“建文奸党”等案件，株连及一些忠正之士被害。钱氏对此评曰：“奸臣、暴君快意于一时，而被其毒者留芳于百世，心愈狠而计愈拙，当时无恻隐羞恶之心，后世岂无是非之心哉！”还说：“徐健庵云：‘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此辈惜未闻斯语。”[3]意思是，歹徒作恶只能快意一时，而永恒的历史自有定评，后人自会明辨是非。这是以史实说明为人为政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奸恶终究要被钉在历史审判书上。 宋以来称地方长官为“父母官”，讲求为官之道，可是那些为官者多半是“乌鸦之色”。钱氏对此不无感叹。他曾考究了“父母官”名称的由来，然后说：“（今）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者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3]这是循名责实，讽刺官吏仗势作恶，简直是狼心狗肺，给“父母官”之名抹黑。 “河防”是中国历来的大问题。钱氏因无实践经验，提不出什么精到的意见。但他觉得，顾炎武《日知录》所说的负责河防的大小官员乘机渔利，确是个大问题，并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可虑也。”[3]这种仇视官吏无孔不入地损公肥私、侵民渔利的态度，对民生国计的忧患意识，也是“师古”的良好表现。 钱氏曾讥刺历史上的言语文字狱。如，他提到北宋熙丰之间盛行诏狱，轻施凌迟“滥酷之刑”，以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指出：“自诏狱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1]这是钱氏所反对的。还指出：“今法有凌迟之刑”[3]。这显然是借古讽今。又如，他指出北宋蔡确因赋车盖亭诗，被指讥讪朝政，被贬；而认为，“蔡确固是＠(15)人，但以《题车盖亭诗》，文致其罪”，“不免过当”，“其后卒起同文之狱”[3]。再如，钱氏提到北宋元祐年间的朋党之争，程伊川之徒朱光庭“首挝东坡（苏轼）试馆职策问，以谤讪先朝为词”，目的是“为师（指程伊川）报怨”，于是引发了“绍述之祸”，结果朋党双方两败俱伤，并其师亦入于党籍而不复振”。钱氏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1]。应该指出，“士论所薄”之“士”，当然包括钱氏本人。自宋至清屡有文字之祸，清朝文字狱尤烈，钱氏在此是否言古喻今或以古讽今呢？似有这个意味。 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即兴发论，也有的是为发论而特意考究的。他往往有感于世情，而又不敢大胆地讥刺时政。因此，其论不免吞吞吐吐，其言大多支离琐碎，显然不是纵情发论，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钱氏是个有良知的正派学者，其师古之是，言简意赅，还是颇有意味的。 结 语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大要是如下几点： （一）史以传信。务使史籍成为信史，真实可靠。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二）考证求实。对史籍进行考证，或以金石文与史籍互证，目的在于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惟求其实，惟求其是。 （三）专题考究。对某些历史的真伪是非问题，需要下功夫认真推敲，故作专深考究。这点显示出乾嘉史学的最高水平。 （四）记述从实。不仅着重考证，还强调据事直书，悉从其实，这是“实录”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五）议论切实。考而后言，言之有据，论之平允，知人论世，忌用《春秋》褒贬笔法。 （六）师古之是。师古不盲从，从其是而已。师古是为今，期望有益于世道人心。 钱氏所提的“实事求是”，大致如此。他的考与论，几乎不引据经义礼法，只是考而后言，强调实事求是。故我以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23山东方试录序，卷6答问三，卷22记汤烈女事，卷8答问五，卷26郑康成年谱序，卷2春秋论，卷13答问十，卷24三国志辨疑序，卷2梁武帝论，卷31跋孙尚书大全集，卷32跋张晋江札，卷28跋陈黄中宋史稿，卷2晁错论，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17弈喻，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9答问六，卷17书局砚铭，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36与程秀才书，卷38胡先生渭传，卷38阎先生若璩传，卷24史记志疑序，卷11答问八，卷31跋渭南文集，卷2洛蜀党论[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史记·老子韩非，序，卷64五代史·冯道传，卷52新唐书·萧铣传，卷80宋史·史弥远传[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0科兴之弊，卷18沈圭说，卷7宋儒议论之偏，卷18文字不苟作，卷18法后王，卷15史氏墓三碑，忠恕，曾王晚年异趣，卷6五代史，竹书纪年，太仓州志，双声，卷14天禄识余，卷18文人勿相轻，卷18朱文公议论平实，卷16范缜神灭论，卷13史通，卷10员缺，卷14日知录，卷18义利，卷7诗文盗窃，卷7党籍，卷16父母官，卷18河防，卷7凌迟，卷16蔡确车盖亭诗[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4]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卷16提举常平司公据跋，卷12善才寺观音院记跋，卷10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卷20徐休复祷先圣文，卷15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卷1ｈé＠(13)阳令曹全碑跋[A]．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资料来源：《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