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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于四川绵阳三台城北柳林滩出土的一尊石犀，经2010年4月7日《绵阳日报》报道后，业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现应热心人之请，特就其为何以石犀镇水，是唐宋造还是明清造，是否有可能与“开成移江”相关等3个方面议论焦点，发表几点个人意见。 一、为何以石犀镇水？ 中国古代有以石牛镇水的传统民俗。《太平广记》记载：“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李）冰乃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学术界有权威专家认为，以石牛镇水之俗，很可能由李冰变化“牛形”入水戮蛟的传说演生而来。另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旧传神姓李名冰，秦孝公时守蜀，作五石牛以压水怪。”如此看来，以石牛镇水之俗，早在李冰守蜀之时便已十分盛行，足见其产生另有源头，而且其产生时间理应更早。 出土文物表明，先秦和秦汉时的镇水石牛，其造形与常见的农家水牛十分相似。柳林滩出土的虽为犀牛，仍然应该是以石牛镇水的先秦或秦汉古俗不无创造性的传承。“犀似水牛。猪头；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在我国古人心目中，“犀”乃神兽，其“角有白纹，感应灵敏”，故曰“灵犀”（《辞源》）。甚至有人认为，“犀”可以“通天”，其角“可以破水”（《康熙字典》）。足见，以“犀”代“牛”镇水，不但在兽的类别上与“牛”保持了一致，在形体上也彼此接近，而且还有相当充足的“理论”依据。 二、是唐宋造还是明清造？ 实地考察发现，石犀出土点位于柳林滩遗址（老明台电站一带）上游约1.5公里处的涪江主航道水底。根据古代镇水石牛例置于险滩，坠水重物受水力冲刷逆向推移的力学原理等推测，柳林滩石犀最初应置于柳林滩崖畔高地，后因洪水等因素坠入涪江，而其坠水时间至少已在八九百年以上，至于其建造时间，则显然应该更早。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石犀右侧胸腹下部发现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十分光滑的圆形坑窝。这是石犀坠水后，阻挡水流，形成急湍漩流，漩流再带动沙、石长期磨砺的结果。根据这些圆滑坑窝的大小和深浅程度等推测，其形成一般需要上千年时间。 三、是否与“开成移江”有关？ 据唐代文学家孙樵所撰《移江记》记载，移江前的梓州，“涪缭于郪（唐时郪县城，即今三台县城），迫城如蟠”。“岁杀州民，官以为忧。”意即涪江缭绕州城，犹如迫近城墙的一条蟠龙，每年都要伤害百姓的性命，地方官把它当成了心腹大患。唐开成五年（840年），东川节度使郑复“命武吏发卒三千，”将涪水从柳林滩下游（今新渡口）向东推移“三里”，于今涪江东岸山麓由北向南，“别为新江。使东北注流五里，复汇而东”；“使水道与城相远，以薄江怒”。竣工之后不久，“水果大至”，虽漫过防洪堤，而“不能病民”，意即不能再为百姓带来忧患。移江防洪，大见成效。而且“旧江遂墟，凡得田五百亩”。今三台北坝1/3的农田，应由当时的涪江故道在开成移江后所形成。在今蓝剑广场至刘家濠一带，仍有涪江故道遗迹保存。对于郑复的移江之举，当时的“有司劾其不先白”，即弹劾他没有事前请示，先斩后奏，皇上因而下诏“夺俸钱一月之半”。唯有著名诗人贾岛，时任长江（今蓬溪县）主簿，在其《郑尚书新开涪江》诗中，热情称赞此举是“岩凿青山破，江开白浪寒”，“从今疏决后，任雨滞峰峦”。“涪水方移岸，浔阳有到舟”。“山可疏三里，从知历亿秋”。 然而，“开成移江”并非一帆风顺。据唐人记载，在“役兴三月，功不可就”之际，地方官吏和州城百姓议论纷纭。有人认为，涪江本是“夏王鞭促万灵”，意即是大禹用神鞭驱赶万千神灵开通的“百川”之一，十分怀疑郑复仅凭借“三千”士卒之力，就能改变“夏王”之“迹”，甚至认为“非徒无功，抑有后灾”。幸亏郑复意志坚定，并及时采取强硬措施，“杖杀左右有所贰事者”，“鞭官吏有所阻政者”，“视政加猛，决狱加断”，并发布告示明令：“民敢横议者死”！终于“使民心大栗，群舌如斩”，“未几，而新江告成”。了解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曲折经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州城北郊涪江险滩柳林滩之上，建造石犀镇水，既可能是郑复在尽量满足州人的民俗宗教文化心理需求。因此，也可以说，柳林滩的镇水石犀牛很可能正是东川节度使郑复在完成“开成移江”工程时，为消除地方百姓关于移江工程是仅凭凡力“改夏王迹”“非徒无功，抑有后灾”心理阴影而被迫打出的一张民俗宗教文化的“王牌”。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8月06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