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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近多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经济社会史异军突起，成为继年鉴学派之外西方历史研究的代表性和重要的发展趋势。在崇尚经验主义的英国，有关经济社会史的不同主题的实证研究成果已经大量出版和发表，但对其本身进行理论概括或从学术史角度予以归纳总结的成果却为数寥寥，198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本文试图在这两个方面做一些初步尝试，姑妄称之为理论与实际。[1]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我国翻译出版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著作有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伦敦1936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阿普尔顿世纪公司1928年版英文版，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文版）等。在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较早以此为书名的有海威特的《中世纪的柴郡：三个爱德华治下柴郡的经济社会史》，格拉斯的《一个英国村庄的经济社会史(汉普郡的克劳利),909-1928》等。何谓经济社会史？它究竟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学派？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与相关学科如社会史、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目前尚不是很清楚，甚至在为纪念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成立75周年而出版的由100余位学者专家撰写的笔谈文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中，英国学者也很少从学理角度探讨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准确了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讨论上述其他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连它所研究的内容是什么还不清楚，任何概括必将会失于武断和片面。英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从1958年起每年在最后一期刊载论著索引，取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经济史出版物目录”，1971年以后易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经济社会史出版物目录”，该题目保持至今没有变化。《经济史评论》由英国经济史学会创办于1927年，是经济史研究的权威杂志。1991年起，该杂志增添了副标题“经济社会史杂志”，标志着它1970年代以来从单一经济史杂志向经济社会史杂志转变过程的完成。目前经济史学会的宗旨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史研究”，“在经济社会史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紧密关系”，“出版经济社会史成果”等，是英国推动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全国性机构，因而其出版物具有权威性。 经济史学会和《经济史评论》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从1971年至今尚处于变化之中。1971年，《经济史评论》年终出版物目录的主题分为14大类，可视为1970年代初英国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它们是：1原始文件，2农业和农村社会，3工业和国内贸易，4海外贸易和海外关系，5运输与资讯，6货币、银行与财政，7城市研究和地方史，8社会结构和人口统计，9劳动状况，10社会状况和政策，11经济思想和政策，12史料和档案，13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14经济社会史总论。1976年，该目录的主题增加到15大类，增添了“宗教和教育”。1981年的变化幅度较大，在17项分类中加入“地方史”、“闲暇和大众文化”，“人口统计”一项独立成类，调整后增加内容的有“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状况和组织”。1984年增加了“科学、技术和医药”，总计18大类。1992年又增加“妇女”，经济社会史的主题分类达到19项，至今如此。从变化看，原始文件、史料和档案、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属于经济社会史的史学范畴，地方史和经济社会史总论具有综合性，其他各类均分别来自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但又不是两个学科全部研究对象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所取舍和侧重。 1971年，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建于1966年，简称SSRC）出版“当前研究评论”丛书，其中之一即《经济社会史研究》,卡如斯-维尔森（E.M.Carus-Wilson）、科尔曼(D.C.Coleman)、霍普斯鲍姆(E.J.Hobsbawm)、米勒(E.Miller)、里格利(E.A.Wrigley)、马塞阿斯(P.Mathias)和珀金(H.J.Perkin)等20余位知名学者分别就自己所专长的领域参与了写作。该书引言认为，与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手段和主题丰富多彩，对其中任何一个专题的归纳都不能代表整体。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检讨了农业史、城市史、近代资本形成、历史人口学、商业史、劳动史6个领域的研究状况[2] ，它们均在1971年《经济史评论》14个大类之列，可见1970年代英国学术机构对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基本共识的。 其他研究也可作为参照。1976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校近现代经济史系高级讲师查罗纳等主编的《不列颠经济社会史文献指南》[3] ，将1066-1970年英国经济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成果按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依次排列。其中英格兰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约100页，其他三个地区加起?仅10多页，包括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科技文化，并特别注意到作用于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的政治因素。此外，累斯特大学经济社会史系的网页上有一个“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条目，其中这样写道：“经济社会史致力于通过对人口增长与迁徙、工业生产、土地使用制度、贸易和财政等诸多类型的分析，并通过将它们与经济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而解释过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作用，诸如影响到家庭、劳动、邻里，以及制度结构的变迁，始终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在累斯特大学，这些课题通过比较加以探讨，以评估欧洲、美洲、非洲和印度等不同文化条件下长期经济和社会变迁产生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否认为凡是涉及以往人类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科技文化和政治活动，都应视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如此，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还是开放的，它们决定于史学家对于这种“变迁”所应包含的复杂因素及其制约因素的诠释。历史学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政治的变迁，它们也不能被彼此孤立地加以研究，微观研究不能脱离规范认识，这些要求造就了经济社会史。显然，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而是两者在新基础上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选择和有侧重的结合。这种结合克服了经济史和社会史在观察和解释历史中各自的局限和盲点，最大程度地包容了人类再生产活动的基础性与内容；而这种选择与侧重的差异导致了经济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两个相邻和近似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实际上，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叉和混淆，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经济史、经济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均存在上述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社会史不仅意味着特定的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例如瑟斯克和戴尔都强调其所具有的从底层出发的研究视角。[4] A.J.睿德更明白无误地指出，经济社会史不意味更多地研究历史中某些特定的领域，尽管它确实这样做了，而是渴望发展一种将过去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离不开经济的方法和社会的方法。[5] 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从“底层往上看”，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近30-40年西方史学的变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笔者认为，经济社会史可界定为从历史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政治层面出发，揭示现实的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变化，探讨经济增长、社会和科技文化变迁的一个历史分支学科。为什么说经济社会史只是一个历史分支学科而非学派呢？因为一个学派的建立需要大致相同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共同的学派领袖、组织机构、刊物和学术传承，如兰克与年鉴学派。英国经济社会史的上述特点并不明显，但作为历史分支学科已被学术界所接纳。 二 为什么要研究经济社会史？ 历史是以往社会人类的全部生活，即使是研究政治史和战争史的史学家也要注意到生产 、财政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很少系统研究经济和社会生活。直至19世纪后期以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1866-1887年罗杰斯（Rogers,J.E.T.,1823-1890）出版《农业和价格史》，1884年老汤因比（Toynbee,A.,1852-1883）出版《工业革命》，以此为契机，经济史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当时农业史有西伯姆（Seebohm,F.,1833-1912）、维诺格拉多夫(Vinogradoff,P.,1854-1929)、哈蒙德夫妇（Hammond，J.L.B.,1872－1949 & Hammond，B.）和陶内(Tawney,R.H.,1880-1962)等，工商业史有坎宁安（Cunningham,W.,1849-1919）、阿什利（Ashley,W.J.,1860-1927）、克拉潘( Clapham,J.H.,1873-1946)、昂温(Unwin,G.,1870-1925)等。1870年代至1900年代，大多数英国大学在经济系设立了经济史,剑桥、牛津、伦敦经济研究所(简称LSE,后并入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等大学成为先锋和重镇，上述经济史家的名字对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如同屈威廉(Trevelyan,G.M.,1876-1962)一样耳熟能详。[6] 20世纪经济社会史的联姻是学术研究的需要。经济史学家认识到，经济史是必须的，但不能是孤立的，也不是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克拉潘论述说，“在所有形形色色的历史中，经济史是最基本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历史，因基础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事务。一个人怎样和他的家庭、部落或国人相处，他所唱的歌曲，他面对夕阳时的思想感情，他的祈祷，所有这一切都比他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他和邻居交换物品的伎俩，他获得土地和耕耘的方式方法，他的发明及其效果，他的金钱------他的储蓄以及他对储蓄的处理等更为重要。[7] ”经济史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它必须关注各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状况。同时，经济生活的实际过程又不能孤立存在，总是渗透和交叉于人类其他活动之中，在一定时期中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因此，无视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经济史绝不会自行地揭示历史真相。对此，美国著名欧洲中世纪经济史家汤普逊(Thompson,J.W.,1869-1942)在其代表作?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的“原序”中指出：“我力图通过此书的记载揭示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及其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在历史上，上述现象无一不是相互依存而独立存在的。”他断定“归根结蒂，全部历史就是思想史，然而思想时常是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人的行为是深刻地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的。[8] ” 经济社会史不仅是本体论，而且是历史观，是揭示历史奥秘的重要手段。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一部从经济社会史观角度编写的中世纪史。”“由于经济社会史观的发展------很多过去的历史曾被估价过低甚至估价错误。”例如只关注宗教与政治，“但是在中世纪欧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关心的，是求得生活资料，而他们的统治者所注意的，是从农业和工商业所生产的资财方面争取赋税。当时，教会也享有很大的物质利益，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机构。”而这些内容却被以往的历史家视而不见。因此他提出“本书的宗旨，就在于叙述中世纪这些经济社会的利益和活动的历史。[9] ”稍晚，英国经济史家，曾在60年代末担任英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的考特教授（Court，W.H.B.,1904-1971）对经济史的界定也表明上述观点：经济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它是人类分配有限资源的历史。但人是社会性的，他们依据其社会本身的价值和习惯做出自己的选择，社会制度制约着他们如何选择，因而这种抉择的出发点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宗教的。[10] 可见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它们是与社会和其他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奇波拉(Cipolla,C.M.,1922-2000)也指出：“经济史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而且是最为任意的划分。其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分析和教学上的方便。但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界限，有的只是历史。[11] ” 著名中世纪欧洲经济史家庞兹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看法同样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是彼此封闭的六角形，而是在内容与方法上相互联系与渗透的，作为研究人类过去社会全部生活的历史学尤其如此。因此，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史，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或必须进入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因果联系链条无限延伸，看不到尽头[12] 。因此，经济社会史确实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表明史学家对历史的认知从广义的政治史到经济史后的又一次根本变化，因为只有社会史才是与国家或王朝相对存在的普通人的历史，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只有与社会史相结合，才能扭转以往的“从上看”的“朝廷史观”或“贵族史观”，尝试“从下看”的关注大多数人的社会的历史。如果说从政治史到经济史是一种飞跃，经历了两千余年；那么从经济史到经济社会史同样是一种飞跃，但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 不仅经济史家，社会史学家也赞成经济社会史的联姻。英国著名史学家屈威廉主张，“社会史不能界定为排除政治的人民史，从任何人民史尤其是英国人民史中排除政治也许是困难的。但由于许多的历史著作由政治年鉴组成，毫不涉及社会环境，所以那种截然相反的办法有着调整与平衡的功效。在我生活的时代，蒸蒸日上的第三种历史即经济史已经存在。它大有助于社会史的研究。因为社会生活成长于经济条件，同样政治事件来源于社会条件。没有社会史，经济史是没有结果的，政治史是难以理解的。”那么，如何界定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呢？屈威廉认为，“社会史不仅仅在经济史和政治史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它也有其自身的明确价值和特定对象。其范畴可以被界定为以往某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人类及其不同阶级间的经济关系，家庭和家族生活的特点，劳动和闲暇状况，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由这些一般生活条件所产生的每个时代的文化，以及在宗教、文学、音乐、建筑、知识和思想领域的变化形式。[13] ” 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史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变化较快。霍普斯鲍姆认为给社会史下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其研究对象不能像经济史或其他历史分支学科那样被清晰地划定范围。但至70年代“社会的”一词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穷人、底层或社会运动，二是关于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等人类活动，三是最普遍的用法，即社会与经济的，“社会的”与经济史结合起来使用。因为“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任何历史探索，其分析的基础一定是社会生产过程”，经济发展可以说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可以解释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关系。[14] 美国“新社会史”也强调将社会与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并运用社会科学的相关概念与方法。其中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和政治权力运作等因素,可见拓宽研究内容与方法是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 除了学术原因外，现代化也是推动英国经济社会史崛起的重要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现代化过程迅速推进，人们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从单一的经济增长（如工业化），变为赋予更多的人文因素（如识字率、预期寿命、环境等）的“社会发展”或“社会变迁”的综合评价体系。受此影响，经济史和社会史再像过去一样在自己的领域内进行研究困难重重，不能解释相互渗透与作用的经济社会现象。因此，现代化不仅使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主题更具有现实性，与普通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大综合的特点也使本已经在内容上有所交叉的两个学科整合出新的分支学科。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其所编纂的《经济社会史研究》“经济社会史：现代化中的某些课题”一节中，已经注意到现代化对1950-1960年代经济社会史课题选择带来的巨大 影响。[15] 三 英国经济社会史的先声 英国经济社会史是西方新史学运动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分支，它的诞生既有与欧美新史学相似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学术源头。因此，英国经济社会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明显不同于比利时、德国、法国和美国学者撰写的经济社会史。 英国史学的近代化落后于德国和法国，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史学革命姗姗来迟。所谓史学革命即席卷欧洲的批判史学运动。19世纪英国史学存在不同抉择。文学派史学家马考莱(Macaulay,T.B.,1800-1858)、卡莱尔（Carlyle,T.,1795-1881）和弗劳德(Froude,J.A.,1818-1894)等人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史学的发展道路，强调史学赏心悦目和道德教育的美学与实用价值，牺牲了真实客观的撰史标准。巴克尔(Buckle,H.T.,1821-1861)等实证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对历史的看法充斥着机械主义、自然主义和宿命论，抽调了历史中个性和能动的特征。英国科学或批判史学是从制度史和经济史起步的,尽管英国的史学革命比德国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的价值及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却毫不逊色。 制度史和经济史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晚期。中世纪宪政史学家斯塔布斯（Stubbs,W.,1825-1901）、中世纪人民史学家格林（Green,J.R.,1837-1883）、中世纪农业学专家罗杰斯、中世纪公社制度史学家西伯姆、中世纪地产史学家维诺格拉多夫、中世纪法律史学家梅特兰（ Maitland,F.W.,1850-1906）等均在这两个园地辛勤耕耘，从而使英国史学从默默无闻的落后状态跻身于欧洲史学强国的行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拥有了欧洲一流的制度史和经济史,这些学者也成为欧洲史坛屈指可数的鸿儒巨匠。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英国批判史学的发源地和中世纪史研究的中心在牛津大学[16] ，那里最早抵制了将历史学视为培养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学校的实用主义的诱惑，维护了历史学的自律，强调完备和准确的史料是历史研究前提。作为英国近代批判史学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对19世纪的英国史学做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而且深远影响及于20世纪的经济社会史，表现为： 一是推动了中世纪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整理。浪漫主义和批判史学运动推动了历史档案特别是中世纪档案的整理工作。英国官方对档案进行整理、编目和刊布始于19世纪。1800年始政府任命专员对官方档案进行调查，1850年代以后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1868年起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874年起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1883年起卷筒案卷学会（The Pipe Roll Society）等机构开始档案整理与刊布工作。1857年英国决定在?案卷丛书?（Roll Series）中进行中世纪历史档案的刊行工作，1863年斯塔布斯成为编辑，参与其事25年之久，开英国中世纪历史资料研究的先河[17] 。19世纪80－90年代这类工作进入高潮，大量的历史档案被整理和编目，许多刊行出版[18] ，不仅为制度史和经济史，而且为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档案史料基础。 二是普通人历史成为史学研究课题。政治史观和英雄史观在英国根深蒂固，文学派史学家卡莱尔断言“世界史就是伟大人物的传记。”斯塔布斯的好友、并接替他担任近代史讲座教授的牛津学派史家福礼曼（Freeman,E.A.,1823-1892）宣扬“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现在的历史”。19世纪的剑桥学派以政治史、殖民史和外交史见长，该学派的创始人西利（Seeley,J.R.,1834-1895）和福礼曼一样认为历史首先应该是政治，是训练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学校，牛津学派也主要是宪政史。普通人历史不是史学研究对象的随意调整，而意味着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史学本体论的根本性转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格林是英国的米细勒（法国人民史学家，1798－1874），在每次政府与臣民的冲突里总站在人民方面，著有?英国人们简史?（1874），堪称英国人民史之父。他在该书“序言”中写到：“本书的目的是由它的标题决定的；这不是英国国王或英国政府的历史，而是英国人民的历史。”他写得最详细的是历史学家通常忽视的人们，最关心的是人民及其代表人物的生活。他简述战争和外交成就，不理睬“历史的战鼓军号”，不谈国王和权贵的奇闻轶事，为要更好地转而研究和平时期所达到的成就。他相信政治史取决于社会和宗教史[19] 。该书问世后产生巨大影响，第一年的发行量为32000部，数十次地重版加印，并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 19世纪末资产阶级左翼激进派和工党史学家更加重视普通人中的劳动者集团的状况。1911-1919年哈蒙德夫妇出版三部曲著作?城市雇工?、?农村雇工?和?熟练雇工?，毫不回避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英国人民的严重贫困和不幸，及其所遭受的灾难，为揭露产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增强剥削和劳动者状况恶化提供了材料。哈蒙德夫妇的研究还带来产业革命时期劳动阶层生活标准的讨论，1929－1930年修正派经济史家克拉潘与哈蒙德夫妇在?经济史评论?（1930年1月号）展开激烈争论，认为19世纪上半叶人民的状况不仅没有像哈蒙德夫妇所说的是恶化了，反而得到改善[20] 。上述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学术范式正是学术研究的重心从国家到社会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量，因为社会的主体是普通人，因而社会史在很大意义上讲述的是普通人的历史。 三是开辟了农村史或农业史领域。19世纪前英国已经有工商业史的研究成果，但农业史和农村史却晦暗荒芜，无人问津。制度史对庄园、村社、农奴制和《末日审判书》等研究已经涉及某些题目，但直到罗杰斯发表其代表作，农业史和农村史才成为研究领域。英国农业史或农村史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地产的历史档案积年累月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其中，法庭案卷（court rolls）是逐年累月庄园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审判记录，堪称绝好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动态文献。19世纪下半叶英国顶尖的经济史和制度史学家高度重视庄园档案，特别是法庭案卷。罗杰斯的《英国农业和价格史》虽然主要采用了庄园帐簿，但他认为庄园法庭案卷的价值在更高级别的法庭案卷之上，因为前者提供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记录[21] 。西伯姆的《英国村社共同体》（伦敦1883），维诺格拉多夫的《英格兰的农奴制》（牛津1892），梅特兰编纂的《庄园和其他封建法庭精选案例》（塞尔登学会1889），以及《庄园法庭：庄园和其他地方法庭之判例》（塞尔登学会1891）均利用了庄园法庭档案[22] ，成为英国经济社会史的先声。20世纪前期，托尼、格拉斯和霍曼斯（G.G.Homans）等学者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动了英国和北美地区经济社会史的兴起。 四 当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 195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社会史迅速成长壮大。霍普斯鲍姆在1974年认为，社会史最近20年（即大约1954年以后）取得快速发展，此前它的三种研究观念都没有产生专门化的学术研究领域。[23] 科尔曼在1972年指出，过去10年左右，经济社会史的分化日益增长。标志之一是“新经济史”或“计量经济史”的出现，另一个则表现为对以往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增长的学术热情，即一种将严肃的经济学转向人类活动的更广阔和更复杂领域的趋势。[24] 在英国，“经济社会史”一词在1960年代晚期开始流行。[25] 1970年代，经济史学会在“经济史丛书”和“社会史丛书”的基础上出版“经济社会史丛书”，多家杂志如《英国史评论》、《经济史评论》、《农业史评论》（1953年创刊）、《过去与现在》（1952年创刊）等成为经济社会史发表论文的主要园地，其中《经济史评论》1950-1970年的篇幅增加了1倍，发行量扩大2倍。[26] 1970-1980年代以来，萨塞克斯、格拉斯哥、利兹、布里斯托、爱丁 堡、累斯特等大学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史系。此外，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和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主教中世纪研究所（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形成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镇，上述大学均设立了经济社会史或社会史的教授岗位。 对英国经济社会史出版物的统计，也可说明它在1950年代以后的显著变化。1925-1949的25年间，仅有3年的论文发表数量超过100篇，4年的著作出版数量超过50部；而1950年代每年发表论文少者132篇，多者413篇，著作少者56部，多者225部；1970年代的前4年论文少者781篇，多者1102篇，著作少者250部，多者316部。1925-1949年，经济社会史著作的出版数量一直是负增长，年均递减0.1%；而1950-1974年始终保持着正增长，年均递增6.8%。1925-1949年经济社会史论文的年均增长率为5%，而1950-1974年达到8.4%。到1970年代初，经济社会史每年的出版物几乎等于1925-1939年14年的总和。从研究主题的年增长率衡量，1925-1949年仅为2.5%，而1950-1974年达到7.8%。[27] 由此看来，1950-1970年代可视为英国经济社会史成长壮大的阶段。1970年代至今，经济社会史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笔者对《经济史评论》年终出版物目录的粗略统计表明，1979、1989、1999年英国发表的经济社会史的论著大约分别为1457、1554、1554篇，比1970年代初又有所增长。 但也有学者指出，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在1970-1980年代的英国出现停滞或下降势头。如1980年前后经济社会史系在英国大学收缩了规模，经济史的教授职位得不到补充，经济史系缩减编制或者并入经济系或历史系。SSRC所属的经济社会史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Committee）在1983年亦遭裁撤。1960年代那种认为经济史系或经济社会史系能够在大学保持独立学科地位的信念发生了动摇。[28] 笔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正统经济史特别是新经济史神话的破灭。新经济史在美国可谓是昙花一现，当年的宏伟抱负与今天的遭人冷落无异天壤之别。而无论是作为“过去经济学”的经济史，还是作为“历史”的经济史（引号内是科尔曼对经济史两种角色的概括），在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日新月异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调整和定位。可喜的是，作为“历史”的经济史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越来越采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后者已经在主流学术界获得无法动摇的牢固地位。那么，如何看待当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趋势与发展特点呢？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归纳为如下几点，作为本文的结束： 1研究时限聚焦于中世纪中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历史档案的种类和数量异常丰富，王国和地方政府、大地产、城市、教会等机构的档案是经济社会史学家的第一手材料，而它们主要形成于诺曼征服以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王室令状和特许状只有约2000件保存下来，而留传至今的13世纪以来的英格兰特许状和令状达数以万计，至于其他各种档案特别是经济社会史的档案究竟有多少无人说得清楚。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档案发展的里程碑，带动了英格兰教会和世俗领主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完成了“从记忆到文献档案”的革命性转变，[29] 而这种转变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英国历史本身还是历史学研究都是难以估量的。 诺曼征服到工业革命的约8个世纪，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档案为经济社会史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11世纪末以来政府各机构和议会的行政、税收、司法和立法活动档案，13世纪以来教会和世俗封建主地产管理的档案，16世纪以来教区洗礼、婚姻和丧葬登记档案，16世纪以来政府和农村教区济贫等社会救济档案，以及海关、市场、城市等机构管理活动档案，以及大量私人的财产清单、遗嘱、契据和书信等。除档案之便外，该时期英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形成和解体，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等重大历史转折。上述划时代变迁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阶级和社会结构、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影响至为突出，同样吸引着经济社会史学家的探索热情。 2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成为研究的热门对象。在经济社会史领域，农业和工商业研究长盛不衰，社会研究异军突起，反映了19世纪末起突显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注全面社会发展，20世纪后期将经济、社会甚至文化视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学术演变轨迹与取向。 据对1925-1974年发表的经济社会史论著主题的分类统计表明，工业和国内贸易占全部经济社会史出版物的14%，12%为农业和农村社会，城市、地方史、社会状况和政策占11%，海外贸易和海外关系占8%。其他为：原始文献，交通和资讯，货币、银行业和财政，社会结构和人口学，经济社会史总论共计占5-6%，经济思想和政策占4%，劳动状况占3%，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占2%。在上述统计中，农业和农村社会主题的论文数量最多，占论文总数的15%，但仅占著作的7%。工业和国内贸易五十年的全部出版物数量虽占熬头，但在1930-1940年代，农业和农村社会出版物占1/5，超过工业和国内贸易部分；1950年代后期城市研究和地方史超过农业和工商业；1960年代初农业史再次领先于工业史，至1970年代初社会状况和政策成为出版物最多的领域。[30] 此外，1971-2002年的《经济史评论》年终出版物目录，也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强劲增长的趋势。在1971年的14大类中尚没有将文化单列，但至少有8类内容与社会相关。1976年的15大分类，增添了“宗教和教育”，文化从此单列成项。1981年的17项分类中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成果进入专门主题（首次设立“大众文化”分类）， 1984年增加了“科学、技术和医药”， 1992年的19项主题包括了“妇女”，至此，至少15项主题属于或相关于社会和科技文化，占78%强，社会、科技文化与经济研究已成鼎足之势。 3城乡共同体倍受关注。地方研究在英国具有悠久传统，20世纪初启动的多卷本的《维多利亚郡史》（The Victoria County History）工程，以及前文列举的较早出版的两部英国经济社会史著作是这种传统在20世纪的延续。但英国地方研究的真正发展在1940年代以后，1947年累斯特大学建立了第一个英国地方史系，前两任系主任分别是霍斯金斯和芬伯格（H.P.R.Finberg），主张地方史的研究目的在于追述地方共同体的起源、成长，也许还有下降和衰落，包括瑟斯克和爱沃瑞特（A.Everitt）等在内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均在该校工作过，形成前文提及的累斯特学派。 战后，英国各郡和较大城市普遍建立起档案办公室，为城乡共同体研究提供了大量地方档案史料，许多大学选择校址所在地区作为主攻方向。城乡共同体研究的单元既包括教区、村庄、庄园和小城镇等较小的共同体，也有城市和郡等大共同体；涉及的内容含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1940年代的研究还较少，代表性著作有：霍斯金斯的《中部英格兰》，希尔顿的《14和15世纪某些累斯特地产的经济发展》，史密斯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属下之小修道院》。[31] 1950-1980年代，中世纪地产史和农村社会成为研究热点,米勒的《埃利修道院和主教区》，瑞福兹的《拉姆齐修道院的地产》，霍斯金斯的《米德兰的农民》，希尔顿的《农业沃里克的社会结构》，哈彻的《康沃尔公爵领的农业经济和社会》，戴尔的《一个变化中的社会的领主和农民》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32] 近年来，各种共同体的研究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尤以近代早期的成果为多，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有：瑞兹的《一个中世纪教区的生活、婚姻和死亡》，候维尔的《转变中的土地、家庭和继承》,斯帕福德的《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瑞特逊等的《一个英国村庄的贫穷与虔诚》，伊尔勒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斯迈尔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等。[33] 瑞特逊在近著《世俗的需要：近代 早期不列颠的经济生活》中提供了一个进一步阅读的书目，[34] 其中涉及庄园和教区，城镇和城市，郡和区域的城乡共同体研究的重要著作多达近百部，而且大多数是1980-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较新成果。可见，此类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注释 [1] 本文的最后修改工作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期间完成的，在此特别感谢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衷心感谢罗威廉（Prof.William T.Rowe）教授、历史系和图书馆给予我的一切帮助和便利。 [2] SSRC,ed.,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London,1971，p.xi、v. [3] W.H.Chaloner and R.C.Richardson, eds.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6. [4] J.Thirsk, My 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C.Dyer,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Viewed from Below, In P. Hudson,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Glasgow,2001，pp.373,65-67. [5] A.J.Reid, Wha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Means to Me, In P. Hudson,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p.299-300. [6] H. Perk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H. Perkin, e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for the Intending Student, London,1970,p.86-88. [7] 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导言，第1页。 [8]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原序。 [9]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前言。 [10] 转引自：C.Chalkin,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P.Hudson, ed.,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Glasgow,2001,p.34. [11]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中世纪，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导言，第3页。 [12] N.J.G. Pounds , 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 In P.Hudson,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p.288-291. [13] G.M.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2nd, London,1946, Introduction, p.vii. 我国学者认为屈威廉对社会史的定义是剔除政治史的人民史，其实原文是“Social history might be defined negatively as the history of a people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 [14] E.J.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In M.W.Flinn and T.C.Smout,eds.,Essats in Social History,Oxford,1974,pp.1-3. [15] SSRC,ed.,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pp.1-18. [16]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425－426页。牛津大学长期以来以中世纪史为重点，而剑桥大学的重点则是近代史（加尔金主编?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17] 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49－550页。 [18] A.Macfarlane, A guide to English historical records，pp.6-7. [19] 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7、58页。 [20]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1939年再版序，第11－12页。 [21] J.E.T.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vol.i,1259-1400,Oxford,1866,p.127. [22] Z.Razi and R.Smith eds, Medieval Society and the Manor Court,Oxford,1996, p.7. [23] E.J.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in M.W.Flinn and T.C.Smout,eds.,Essats in Social History,Oxford,1974,p.3. [24] D.C.Coleman, What has happened to Economic History? pp.21-23. [25] N.B.Harte,Trends in Publ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5-74,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vol.xxx,no.1,1977,p.21. [26] D.C.Coleman, What has happened to Economic History?,p.5. [27] N.B.Harte,Trends in Publ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5-74,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vol.xxx,no.1,1977,pp.21-24,40-41. [28] R.C.Wilson and J.F.Hanwin,Economic and Socail History at Advanced Level,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Vol.XXXVIII,No.4 [29] 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1066-130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Introduction. [30] N.B.Harte,Trends in Publ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5-74,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vol.xxx,no.1,1977,pp.36-37. [31] W.G.Hoskins,Midland England,1949；R.H.Hilt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me Leicestershire Estate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1947；R.A.L.Smith, Canterbury Cathedral Priory,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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