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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游宴也成为白居易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格“节日生活”一栏中频频出现的出游、宴饮字样就可以证明。而三月三、寒食、清明、重阳节等节日，都是白居易游宴的重要时间。 再如中秋赏月，也是当时风尚。｛1｝《全唐诗》中收入数目不少的中秋赏月诗，可为明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题目中含有“中秋”二字的诗作约90首，含“八月十五”字样的诗作30多首，共计约130首，诗作者共计70余位，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唐以后。这就反映了中秋赏月乃中唐之风尚这一事实。白居易显然也是这一风尚的积极参与者。他作有7篇有关八月十五的诗，从中可见，无论是在天子脚下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退居故里还是任职他乡，白居易都以赏月作为八月十五生活的重要内容。 另外，大过中和节也是中唐时期的风尚。贞元五年（789），唐德宗下诏将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同时要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并鼓励人们出游宴会。（《唐会要》卷二九）这天，百官进农书，皇帝则赐“大臣戚里尺”。（《唐诗纪事》卷二七）这种风尚显然也在白居易的节日生活中打下了印迹，他不仅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中和节颂并序》，赞颂中和节的设置与做法，而且也在节日里受到过红牙银寸尺等节物的赏赐。 中唐时期有关节日的时尚当然不止于作诗、游宴、中秋赏月、大过中和节等，但是仅仅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已能清晰见得时尚业已成为白居易节日生活的构成要素。 3．个体的生命意识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第十二卷）人人都向死而生，有着属于自己的寿限。这是每个正常的人都可以从他人一个个奔赴死亡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不过，由于个人经历、知识水平等的不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生命意识，正如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所说，“对死亡的焦虑随着个性化的增强而增强”。（蒂利希，1988：39－40）白居易显然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不止一次地用“暮齿忽将及，同心私自怜”、“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 “鬓发茎茎白，光阴寸寸流”等诗句来表达那因为意识到时光易逝、生命短暂、日渐衰老而产生的无限悲哀和深深忧虑；也不止一次地用 “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老过占他蓝尾酒，病馀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等诗歌来表达那生命虽然短暂而自己犹能在花甲古稀之年幸存于世的欣喜和满足。强烈的生命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节日情感和节日活动。因为节日，尤其标志着新年与旧年转换的节日，是时间的节点，也因而总是个体生命的节点。节日更多地勾起个体对于时光飞逝的惊讶，对于青春流移的叹息，对于死亡渐逼渐近的恐惧以及对于生命存在的恋念之情，个体的生命意识也在节日中变得更加张扬。实际上，我们上面列举的诗句都是白居易于节日期间创作的，而他自己也写下过“不因时节日，岂觉此时衰”的诗句。 强烈的生命意识让白居易在节日里有了更多的悲哀与忧虑、欣喜与满足，而无论悲哀与忧虑，还是欣喜与满足，最后往往都导致及时行乐的思想观念和及时行乐的节日生活。在节日里，他谈情观妓，交游唱和，宴饮歌舞，追求着现世的享乐。“丰年寒食节，美景洛阳城。三尹皆强健，七日尽晴明。 东郊蹋青草，南园攀紫荆。风坼海榴艳，露坠木兰英。 假开春未老，宴合日屡倾。珠翠混花影，管弦藏水声。 佳会不易得，良辰亦难并。听吟歌暂辍，看舞杯徐行。 米价贱如土，酒味浓于饧。此时不尽醉，但恐负平生。 殷勤二曹长，各捧一银觥。” 这首《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状描了白居易在大和六年寒食节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典型地反映出他于强烈生命意识作用下形成的节日情感和节日活动。 4．个体的身份、社会关系、人生经历 一个人和谁一起在哪里如何过节并因而形成了怎样的节日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身份、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白居易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节日里拥有不同的生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就个体身份而言，颇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通过刻苦学习由科举走向仕途，成为唐政府中担任公职的一名官员。无论是作为中央大员还是地方官，这一身份使他必然受制于国家的人事管理制度，受制于“公家”的时间制度。唐政府规定许多节日都放假，这让官员白居易在节日里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同样由于官员身份，又使得节日时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比如元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夜，时任京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便不得不在禁中值班，长庆元年的寒食节，时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的白居易也在值班中度过。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官员身份使他有更多机会参与官方组织的节日活动，从而令其节日生活呈现出更多官方色彩。白居易为官的时代，皇帝对官员经常有社日赐酒饼，清明赐新火，腊日赐口蜡、面脂，中和节赐牙尺，上巳、重阳赐宴并酒脯之举，白居易就多次成为受赏者，并因此撰有《社日谢赐酒饼状》、《中和日谢恩赐尺状》、《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谢清明日赐新火状》、《腊日谢恩赐口蜡状》、《九月九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等文。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或多或少都显示出他在接受赐物或参与宴会后的特殊心情，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就社会关系而言，白居易通过种种途径建立起由亲戚、朋友、同僚等组成的交往圈。圈子中的某些人或者成为与白居易共度节日的伙伴，或者成为白居易在节日中思念的对象。在诸如《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岁夜咏怀兼寄思黯》、《七年元日对酒五首》、《新岁赠梦得》、《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三月三日登庾楼寄庾三十二》、《三月三日怀微之》、《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见示之作》、《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等诸多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白居易在某一节日里是否会从事节俗活动，从事哪种节俗活动，有什么样的节日情感，与他和谁一起过节密切相关，而这也决定了特定节日中他的活动和情感的特殊性。比如同是岁除，贞元三年的岁除，白居易因为身处江南不能与老家中的弟妹共度佳节，“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贞元十六年前的另一个岁除，“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在柳家庄客中守岁、没有亲戚好友相伴的白居易更多地感受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而开成三年的岁除，“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白居易在与家人团聚中辞旧迎新，更多地感受到了温暖与安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