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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方家庭婚姻支付的变迁 根据当地民众的解释，“养钱”是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花费。将女儿的权力让渡给男方家庭时，男方家庭有必要对“女方家庭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并通过财物补偿以显示权力让渡的合法性。由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养钱”，支持了婚姻偿付理论。同时，那一时期“养钱”的支付也使男方家庭拥有对女方的全部权力，其中包括回娘家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女方家庭就失去了对女儿原有的支配地位，与男方家庭相比处于劣势。 清原镇的民众也将“养钱”理解为“卖姑娘钱”，于是，姑娘就成为一种交换对象，对于“养钱”没有任何支配权力。“养钱”对代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常常会引发女方的不满、怨恨与反抗。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家庭开始放弃这种婚姻支付形式，“养钱”逐渐淡化。基于代际关系的民众情感是“养钱”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婚姻法宣传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则起到了加速作用。因为“养钱”的买卖性质与国家政策相对立，与父母包办的粘连也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此外，20世纪50年代末的“挨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居民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无力支付“养钱”。总之，多重原因使“养钱”退出了清原镇的历史舞台，“买衣服钱”却保留下来。 20世纪60年代初，“买衣服钱”变得模糊不清。由于经济困难，男方家庭只能提供被褥。经济恢复以后，清原镇居民的收入好转，在婚姻支付中“订钱”、家具等新项目开始出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支付依然在家庭的私人空间中悄然运行。与从前的“养钱”相比，“订钱”发生了本质变化。“养钱”的流动已从女方家庭“拉婚单”式地索要，转变为男方家庭的一种自愿行为。尽管当时“养钱”的接受者是女方家庭，但是女方已经有了较大的支配权。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上述婚姻支付结构一直在清原镇延续。“订钱”的数额不断上涨，涨幅一般在100元到200元之间。“买衣服钱”的类别也悄然重现，它或者与“订钱”捆绑在一起，或者用实物替代。此外，男方家庭还要承诺一些其他形式的资助，例如被褥与家具。这一时期的被褥已经增至四套，家具类型也开始增多。当然，家具的增多还是受到居住空间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夫居仍然是当地主要的居住形式。平房的结构只能为新家庭提供一面炕，靠中间挂幔子来区隔。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婚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一些夫妇可以拥有一间独立的屋子（在婆家，或租住房屋）。这时的家具形式开始增多，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还有沙发、茶几、“高低高”、皮箱以及组合家具。“大件”的项目也开始出现并且急剧增多，从最初的手表、落地式收音机，一直到电视、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几乎囊括了所有可以买到的家用电器。 20世纪80年代初，男方家庭通常在订婚时提供一定数额的“订钱”，大约在500元到600元之间。此外，在订婚仪式上送毛料也是当时一种比较通行的做法。一般情况下，男方家庭还要负担一定数额的“买衣服钱”，这笔支付基本上由女方支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买衣服钱”与“订钱”捆绑到一起，统称为“买衣服钱”，大约为1000元左右。这一时期的“买衣服钱”是所有现金类礼物的综合，男方家庭对女方如何支配这笔钱不再过问。20世纪80年代末，婚姻支付形式又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化。多数男方家庭将所有的现金类、实物类的礼物全部折合成现金，以存折的形式一次性交付给女方。居民通常把这笔支付描述为“满算上一共给的钱”，并且借用原有的名称“买衣服钱”。“买衣服钱”已转化为广泛意义上的婚姻支付，它指明了礼物的接受者是女方而不是其家庭。这说明女方已经走出20世纪40年代完全听命于双方家庭安排的地位，在婚姻支付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买衣服钱“发生了巨大变化。1993年前后的“买衣服钱”已经突破了万元，1997年上涨到了2万元，并且很快在近两年就达到3万元。据当地居民介绍，目前在结婚时男方家庭要准备房子，楼房装修再加上2万元到3万元左右的“买衣服钱”，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将近10万元，大体相当于一个双职工家庭5年左右的工资收入。毫无疑问，如此规模的婚姻支付迫使男方不得不依赖于家庭。 上述清原镇男方家庭婚姻支付的变迁说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清原镇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形式经历了巨大变化，从“养钱”演化为单一货币形式“买衣服钱”。婚姻支付也相应地从偿付手段转变为一种表达文化期望的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