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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婚姻支付的流动方向与姻亲关系的变更 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方家庭的“买衣服钱”，还是女方家庭的“陪送”，清原镇的婚姻支付都经历了变迁。从总体上看，这种变迁在婚姻支付的流动方向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以20世纪50年代作为见证变迁的临界点，此前的婚姻支付流动方向基本上是从婆家流向娘家，表达了姻亲家庭长辈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种偿付关系。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婚姻支付流动方向，接受方已经从女方家庭演变成为新建立家庭，女方家庭从接受方转变为提供方。它表达更多的是双方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以及他们与夫妇单元的关系。这些变化充分说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婚姻支付不是婆家对娘家的偿付，而是婆家与娘家对夫妇单元的资助。单独应用婚姻偿付理论或者婚姻资助理论，都无法解释清原镇婚姻支付的变迁。 清原镇的个案表明，男方家庭提供婚姻支付的实践随着时间流转一直在进行，尽管在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曾一度低迷，但是它顽强地保持了延续。也许用礼物的互惠与家庭间的承诺来解释这种延续性比较贴切（阎云祥，2000：198），换言之，家庭延续的文化期望没有发生改变，它一直引导着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行为。 清原镇嫁妆的变迁是惹人注目的，如何解释它从“养钱”到“陪送”的变化？只有与清原镇通婚范围距离相联系，才能够对当地嫁妆的变迁有相对清晰的认识。狭窄的通婚范围半径使姻亲关系很少超出镇外，婚后，女儿与娘家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娘家可以通过嫁妆表明家庭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同时在创建姻亲关系的过程中处于积极位置。换言之，从姻亲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嫁妆的变迁更具有实践意义。“养钱”的形式使娘家放弃了对女儿的权力转而将其交给婆家，使娘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是娘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实。20世纪50年代以后，娘家的“陪送”逐渐取代了“养钱”，娘家的地位缓慢提升。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与随后的激进措施，为娘家地位的改善提供了良好时机。在生活条件与国家政策的限制下，婆家与娘家的婚姻资助大体上处于同等水平。实践证明，女方家庭的婚姻资助确实提升了娘家在姻亲关系中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婆家的婚姻资助开始升高，而娘家似乎错过了这一机会。居民对于“娘家没陪送什么”的回答总是伴有不满情绪。20世纪80年代的“陪送”则显现出娘家的不同策略，即用“陪送”来充分表达娘家对婚事的看法以及对婆家的态度。大多数女方家庭出于对女儿在婆家地位的考虑，尽可能地与周围人的“陪送”水准大体持平，这与麦奎利与庄英章的结论相符合（庄英章，1994：2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男女双方家庭婚姻支付的规模日趋接近。在调查的几个案例中，娘家在女儿婚事上都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例如结婚日期的最后选择，婚礼的具体安排等等。婚后新建立家庭与娘家的关系也更为接近。布迪厄将这种婚姻支付行为描述成“政治社会学的一个特例”，即“夫妻在家庭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家庭权力，亦即在对家庭事务的合法垄断权的争夺中获胜的可能性，从来就与他们所拥有的或带来的物资和象征资本相关”（布迪厄，2003：248－249）。 尽管动机有所不同，但是清原镇的嫁妆始终围绕三个主题：一是娘家在社会网络中的身份，二是娘家在姻亲关系中的地位，三是女儿在婆家的位置。也就是说，清原镇“陪送”的实践确认了弗里德曼（Freedman，1966：55）、麦奎利（McCreery，1966：163－174）、克洛（Croll，1981：117）关于中国社会嫁妆的具体陈述。与从前的婚姻偿付相比，近年来婚姻资助的上涨以及流动方向的变化表明了姻亲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娘家地位的提升。持续上升的婚姻资助标志着娘家与婆家的位置逐渐趋于平等，从而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清原镇民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