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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客仍然遍及各年龄段，但各自的活动不同，年轻人坐茶馆多是同学朋友小聚，聊聊天，或者勾兑生意；老年人则是聚会，消遣，搓麻将、打纸牌、摆龙门阵；中青年人坐茶馆，则多半谈天说地，国事、家事、私事无所不谈；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坐茶馆多是看书读报、谈时事、议学术；未成年人很少单独坐茶馆，一般是节假日和家长一起来，多喝饮料，吃零食，也有的自长辈茶碗中匀茶喝。 目前，成都市内茶馆有3000多家，如果加上近郊，据说上万家。各个档次的茶馆都不少，高档茶楼会在报刊上做广告。笔者收集到一张2002年7月17日的《城市购物导报》，在上面登广告的茶楼有82家，大部分都打出了茶水打折的信息，最低的甚至打五折。近年，高档茶楼的生意不如90年代红火，在经历了茶楼、茶艺馆、酒吧、咖啡馆对传统茶馆的冲击后，大众化的茶馆站稳了脚跟，仍然保持了平民公共空间的主体地位。各种类型和规格的休闲娱乐空间，其瓜分格局正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 三、川西茶馆作为公共 空间的生成和变迁 （一）近代以来川西社会传统公共空间的变迁 川西乡村民间，由于生产及生活上的种种需要，互相之间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纵横联系。这些联系与交往，主要表现为成立经济上的互助组织、生产中的协作团体、血缘上的宗族及同宗会以及宗教团体等。这些群体及联络方式将单个农户编织起来，形成重叠交错的社会网络，起到情谊既敦、忧乐与共、守望相助、急难相赴、有无相通及扩展关系等作用。（熊亚拿，1943；吕思奎，1947）这些群体存在于农村内部，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活动范围局限于数个或数十个村庄，方圆不超过数里之遥。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四川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场镇为中心和基础的城镇的发展，部分地改变了农民的经济活动内容及其空间。嘉庆前后，四川约有3000个地方小市场，形成了一个遍及四川盆地、具有相当规模和活动能力的市场网。一旦农民进入城镇，传统的联络方式的功能就难以发挥，早期以乡村为前提发展起来的公共空间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形式。那么，农民和城镇居民依靠什么呢？他们依靠的，先有会馆，后有袍哥。 清代，四川是湖广等省移民重建的。移民们迁徙四川后，在巴山蜀水间插占土地，在陌生的大环境中，依据籍贯和方言，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个移民团体，集资建立会馆，作为本省客籍民众进入城镇的落脚点和办事的联络处，选举乡约从事管理，维护自身利益。为便利统治，清政府也鼓励这一做法，委任部分乡约为客长，视他们为官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络中介，支持他们处理本省移民范围内的事物。如遇争议事项，必须先报约客（约长、客长）上庙评理；如遇涉讼，亦经官厅饬议而始受理。会馆按年以衣帽银两酬约客，同样，会馆亦定时聚会，祭祀本籍神祇，“报本追远，比于宗祠。惟会馆祀期多以春丙秋丁，宗祠祀期多在春秋分日，此其异也”。（秦和平，2001） 会馆建立的时间，就全省而言，早则康熙初年，晚则光绪年间，而为数最多的时间是在乾隆、嘉庆时期。（孙晓芬，1997：245） 四川会馆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湖广会馆、陕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和贵州会馆等，几乎遍及各府、厅、州、县。不仅城镇，就是乡场也往往设有，如犍为县，民国时有130多座会馆，小小的清溪镇也有9个会馆。川西平原的安县、彭县和汉州（今广汉），会馆数分别是65、40和36座。从大城市到乡镇，全省会馆多达上千座。二是参加会馆的人不仅有工商官宦，还有农民，他们也是会馆的基本会众。三是会馆的功能比较复杂，“迎麻神、聚嘉会、襄义举、笃乡情”，这几句话概括了会馆的活动与功能。会馆每年定期祭祀桑梓神祇，唱戏酬神；或设塾延师，教诲同乡子弟；遇到荒年发赈，救济贫困乡亲；为贫病死亡之乡人备棺木、置葬地；对本籍流落乡亲供膳食、住宿，或赠给盘缠；聚会交流信息，包括商务信息；调解同乡之间或同乡与土著之间的矛盾。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还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物，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这样，四川的会馆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的利益空间，会众通过大社会里的这个公共空间就可解决问题。“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的权利，对于会众的利益实行保护和约束。”（冉云飞，1999：215）四是四川的会馆大都有宫庙作为公产，通常还有房屋、田产作为公产出租，其收入用于祭祀活动。会馆由乡人公推德高望重者总揽馆务，这个总揽馆务者名称各异，或叫“首事”，或称“客总”、“总领”（客总或总领1人，首事若干人），或称“会董”。 如果说在乡镇，会馆是各省移民的互助组织的话，在成都、重庆大城市和后来崛起的自贡这样的盐业城市中，会馆则与商业活动联系起来，是在同乡加同行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专为同乡停留聚会和从事商务活动的场所，同乡宦游经商之人可享受免费住宿的便利。这些会馆不仅是同籍人叙乡情、祭祀酬神的场所，而且更多的是商界的信息所和接洽处。会馆把保护本籍人在城市经商的利益作为重要内容，有的会馆就是某行业的组织，如成都的陕西商人在典当、盐茶和棉织业等皆有实力，发展而成“陕帮”。陕西会馆历经三次修建，第三次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由陕西籍四川省布政使程预首倡，成都的“庆益”、“益泰”等33家陕西人商号集资重建的，是“陕帮”在成都的公共活动空间，其所在的街道（原名芙蓉街）也因此被称为陕西街，至今犹存。 清同治年间《成都县志》记载，当时成都城内共有会馆15处。民国初年，又增加了不少，共有近30处。其中规模最大、最为堂皇的会馆是福建会馆和浙江会馆。 会馆建立之初主要是保护城镇往来于各省的商人和移民的利益及权利，后来会馆进一步介入地方公共生活，逐渐演变为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组织，王笛把它列为公共领域之一种。会馆首事在地方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负责日常事务和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参与地方事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