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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空间来说，具有更多的平等性，茶馆里的客人可能有的是坐小汽车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还有的是坐公共汽车或者走路来的，但这种身份和阶层的差异在茶馆里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他们喝的几乎都是最普通的花茶，抑或贵一些的茶，并不取决于收入和身份，而与具体的场合，诸如是招待客人还是朋友聚会，是与客户议事还是自己休闲等等有关。当然，这种平等交融状态只是象征性的，暂时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茶馆既是生活的内容之一，也是脱离日常秩序的一种方式。茶馆空间处于出世与红尘的交叉，进入这个空间的凡夫俗子，不正是希望在世俗的娱乐交往中，获得一点出世的感觉，慰藉内心不时出现的心灵的超脱需求吗？ 2．茶馆公共空间的变迁 茶馆空间的生成时期，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群整合方式发生重大变迁、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逐步向近代化迈进的时期。茶馆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成公共空间，必然在传统社会的公共空间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化，其表现有二： 一是整合方式的空间性和间接性。 公共空间的整合属于社会整合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祠庙和会馆属于传统公共空间的范畴，以血缘、地缘或业缘、神缘关系为纽带，整合的人群和目标都有一定的限制和狭隘性。而袍哥和其他新式团体建立在全体社团成员共同一致的价值信仰和利益的基础上，以谋求团体成员的公共福利为宗旨，其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广度和深度都扩展了。 茶馆的整合属于空间整合之一种，是间接的整合。茶馆并不为哪个特定的阶层或团体而设，空间的主体不是特定的人群，没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信仰。坐茶馆的人囊括社会各个阶层和职业，他们吃茶，摆龙门阵，看曲艺演出，听川剧或者聚会，主要出于休闲、娱乐和各种交往行动。茶馆没有某种明确的政治意识，而只是营造和形成某种氛围，“潜移默化”地发挥整合的作用。 二是空间主体的平民性。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平等、和睦的关系。川西是个平民社会，凡事以平民为中心，普通百姓不以为自己地位低。他们要把所有人拉下来，在吃喝拉撒的层次上抹平等级的差异。茶馆作为平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就突出地体现了其平民性。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之等级森严的社会公共空间来得相对平等、融合。 茶馆主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之此前的祠庙、会馆和袍哥更甚，是其突出的特点。而且其中包括社会近代化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如中小商人、绅商、报刊从业人员、教师、青年学生等，他们是早期的市民阶层，在成都人的眼中，总的来说属于平民阶层。从底层的农民、下力的，到绅商和文化人知识阶层，茶馆提供的服务和待遇基本没有差异。茶馆内部更没有区分等级的隔断，没有表示等级的雅室或包间，其物化的空间是通透开放的，其内在的精神和氛围也是开放和富于包容力的。茶馆里的言谈比任何公共空间都更自由、更具有批判性。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川西茶馆，是民众生活世界中最普遍的交往和活动空间。其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茶馆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离百姓的身心需求，而又能于日常生活之外，开辟一个平民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际之间的交往行动较少受国家政府系统的干扰，而较多地建立在个人的意愿和价值标准基础上。在川西社会近代化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受国家政治权力架构和商品经济的侵蚀，面临崩溃和重组，茶馆为交往行动提供了现实的公共空间。而它自身也发生着变化，如其中经济交往活动的增多，行帮会社的介入等，都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图一 清末民初公共空间配置图 这一时期，近代文明在民间开始传播，民智渐开，特别是毁庙兴学的举措对民众的宗教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的公共空间——祠庙已经有所衰退，会馆的高峰期也已经过去，茶馆公共空间正开始介入场镇和城市的公共生活。但在农民和市民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中，祠庙和会馆仍然承担着主要的组织和兴办事务，卷入的民众囊括各个阶层。茶馆里的茶客以中下层平民为主，茶馆的格局和配置还处于形成期，尚不成熟。 民国中后期，祠庙和会馆的数量减少了，并且新建很少，各种民间信仰和相关的民俗活动也出现某种式微的趋势。这时的茶馆则处于鼎盛期，发展出完备的格局，各种档次的茶馆满足不同的人群的需求，进入茶馆空间的人群包括各个阶层的民众。这一阶段，袍哥作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团体，其活动与茶馆结下了紧密的关系。茶馆对传统公共空间的继承使其具有慰藉民众精神、整合人群的力量。从以上二图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的继承，以及随着传统公共空间的衰退，茶馆公共空间的发展进程。茶馆对传统公共空间的部分替代，表明了它在人群和社会的认同与整合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实践意义。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