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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抗日寻求国际援助，他也作了很大努力。1933年2月，他与马相伯联名在《申报》发表两件《告世界人民书》，严正指出东三省称满洲，决非正称，其地从汉唐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决非藩属，而东北人口，汉人有二千万，满人不过百余万，严厉谴责炮制满洲国之有悖历史，有违国际公例。他给参与国联满洲调查团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去信，列举历史上因出使“或囚或杀”的洪皓、左懋第的榜样，希望顾慷慨成行，藉此揭露日本拼凑满洲国、分裂中国的阴谋。他说：“足下此行，为日人所忌，其极不过一死耳。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岂徒口舌折冲所可同比耶！”虽然鼓励顾要不惜一死以求真相，有些责人过甚，但此责人也正是太炎先生所愿自任者，知他虽自感身体已甚衰竭，但报国之情全未稍减。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北平当局拘捕了一些学生。章致信北平行辕主任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请宋保持清名，释放学生。上海学生也组织请愿团北上声援，当局竭力阻挠，甚至诬以共党之名。章先生在《申报》发表公开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要求政府“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对租界日军因在马其昶子马根质书堆中发现抗日救国会宣传员徽章而将其逮捕，他不惜屈尊给日军野村司令去信，要求立即将其释放，“以全读书种子”。对于奔赴热河抗日前线的爱国学生，他不仅亲自资助，更给有力者写信，要求给以后援。 当然，章太炎在历史上，与北洋旧人及国民党反对派关系深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为这些人物写了许多文章，但从大端来说，都能把持大节，坚持原则。段祺瑞在河北危机加剧之际，响应蒋之召唤，迅捷南下，章对他的人生选择多有赞誉。他为吴佩孚起草《申讨伪满洲国电》，谴责溥仪“受日人唆使”成立伪满，“警报传来，不胜发指”，代吴表示“方今于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他为孙传芳写墓志，也特别认为他服膺黎元洪语：“沦于异族，不如屈于同胞”，对他之知大义给以肯定。他写陈炯明墓志，特别说到他败后，居香港，“倭破关东，君如天津觇国。倭人或说君与同谋。君言返我东三省，我即与汝通好，非是无可语者”。 还可以提及两件书信。一是致张季鸾书，强调“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二是书信集最后一篇与蒋介石书，直可视为他对国事之最后遗言。他告蒋日人对津沽不断增兵，虽还只是武力胁迫，但危机日剧，他建议蒋与冯、阎携手合作，力守河北、山西，绝不能轻言退让，直言黄河之无法固守。对于晋北之共产党，他虽认为“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所见有偏见，但也看到“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至少可以民军视之，亦具国共合作抗日之雏见。章太炎去世时，鲁迅在上海，但没有参加悼念公祭，连挽联也未送，似乎有些失礼，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则连续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深情回忆了众多往事，赞颂“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持久的业绩”，但也批评乃师晚年之“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看来，师弟二人的最后十多年，真是非常隔膜，全无所知了。因为《章太炎全集》的出版，我们可以读到一代大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更立体的身影，看到他一直保持早年的血性，一直坚守民族爱国主义的立场。 以上所谈，希望可以给章先生遗嘱要求子孙“若外族入主，务须洁身”作一注脚。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