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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作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作品，早已载入中国文学艺术的史册。在此后的60多年间，执笔编剧的贺敬之、丁毅也因此被国内外的受众广为了解和熟知。但是，戈焰编著的《邵子南与〈白毛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对剧本的署名问题提出了质疑,说要“还原《白毛女》歌剧创作过程的真实情况”，“不能让更多的人对《白毛女》创作永远误解下去”。把歌剧《白毛女》的作者说成是邵子南，同时指责文学剧本的主要执笔者贺敬之。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专门成立了歌剧《白毛女》研究课题组，重新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这里的一组文章，发表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2期和第3期。其中，一篇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歌剧《白毛女》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一篇是对尚健在的歌剧《白毛女》主角喜儿的首演者王昆的访谈录，另一篇是与此事有关的已故领导、当事人、亲历者张庚、贾克、丁毅、李波、张鲁、瞿维、林漫、李刚、张拓等生前的访谈录，还有一篇是有十几个人签名的一封书信。这些材料对于深入而准确地了解歌剧《白毛女》创作的历史真相会有帮助。 ——编者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以民间传奇故事《白毛仙姑》为素材，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以开拓性的思想、艺术成果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作品，被载入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史册。在此后的60多年间，它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京剧、川剧、沪剧、越剧、粤剧、鼓词、连环画等多种形式，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歌剧《白毛女》的研究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评论文章、研究著述不断涌现。但是，近年来由戈焰同志领衔对邵子南写的剧本初稿与后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正式演出本的关系以及剧本的署名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她主编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一书中，竟提出要“还原《白毛女》歌剧创作过程的真实情况”，“不能让更多的人对《白毛女》创作永远误解下去”。①不仅出书，还有人在互联网上猛烈炒作《白毛女》的“著作权”问题。仿佛这个问题是文艺史上的重大错案，应予“拨乱反正”。我们感到，这是事关革命文艺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必要弄清历史真像，以还视听。 为此，我们重新查阅了与此事有关的已故领导同志、当事人、亲历者张庚、贾克、丁毅、李波、张鲁、瞿维、林漫、李刚、张拓等同志留下的大量历史资料，也从其他历史文献中寻找参考，又访问了今尚健在的包括当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演员、歌剧《白毛女》主角喜儿的首演者王昆在内的许多同志。年逾九秩的周巍峙同志还在工作繁忙中给我们寄来了材料。这些使我们得以深入而准确地了解历史真相。现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辨析和认识整理成文，公之于众，向各方面有关同志求教。 一 戈焰同志主编的这本《邵子南与〈白毛女〉》收入了40余篇长短不一、观点不一的文章，其中多数未涉及事实经过和署名问题，书中突出的是戈焰写的《前言》和朱星南同志写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大事记〉摘录》②（打印稿署朱星南执笔，未经领导审阅③），以此作为质疑的主要依据，直接间接地提出原作者是邵子南，贺敬之或者根本没有写过、或者只是和丁毅对原作进行了“改编”。这是和历史资料所载与我们重新调查所得大不相同的惊人说法。真相究竟如何？这是不能不进行辨析的。 首先是歌剧《白毛女》创作的缘起和这一工作的领导关系问题。1944年5月，以周巍峙同志为团长的“西战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归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建制。2002年周巍峙同志在《回想延安?1942》一书“答记者问”一文中说：“中央决定在1945年召开‘七大’，鲁艺院长周扬召集前方回来的同志商量为‘七大’演出献礼节目，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邵子南同志把他在晋察冀边区收集到的关于‘白毛女’民间故事做了详细汇报，周扬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说……可以写个歌剧么。当时就让参加会议的张庚同志成立一个创作组，负责创作和演出这个歌剧。另外成立一个话剧组负责为‘七大’演出一个反映前方斗争的新的话剧晚会，指定我负责这个工作。”④ 周巍峙同志的这段文字明确指出，经鲁艺院领导决定的集体创作歌剧《白毛女》，由鲁艺戏音系副主任张庚同志负责。这个决定下达之后，张庚组织了有邵子南、王滨、贺敬之、丁毅、王大化等先后11人参加的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同时负责排练和演出。而朱星南同志的“大事记”，对此竟一字不提，却另外提出是由他本人在内的几位同志一起和邵子南同志讨论、构思、写出并完成了整个工作。如此改写事实真相，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的。关于整个创作演出过程中其他重要情况，《〈西北战地服务团大事记〉摘录》中所记和所不记的同样令人惊奇。 1986年6月15日，歌剧《白毛女》音乐作者瞿维、张鲁同志回答张拓同志写有一封长信（经当时在延安创作演出时的直接参加者张庚、陈强、王昆、李波等九位同志签名表示同意）。⑤继而张拓同志又直接访问了张庚、陈强、贾克、钟敬之（歌剧《白毛女》舞美设计者之一）四位同志，做了现场录音。这些资料就几个关键性事实，作了具有权威性的阐述。它们是： 1、邵子南同志的初稿是怎样的？由于试排和试唱各一场后，他本人不同意周扬同志和创作组大家的批评意见，因而退出创作组并收回了自己的稿子，其具体面貌已无文本可寻。但陈强、王昆对其中的重要唱词和情节却仍记忆犹新。陈强回忆说：“是用生旦净末丑的唱腔和身段写的戏词。像我演黄世仁，算是三花脸，比如当时写的一段现在没有了，是这样的（唱）：‘那村里，那呼咿呀嘿，有一个杨白劳，他的女儿实在好，十七、十八身材俏，漆黑的头发，弯弯的眉毛，眼里还有一个宝，捏她一把好比吃仙桃，就是有了万年的病，嘿嘿，我也好了。’”⑥那时王昆虽然还没参加排练，但看过第一场的试排和下一场的试唱，她说：“演王大婶的是邸力，她是话剧演员，唱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她很用功。她来回唱这样一段唱词（唱）：‘耳听梆声打头更，天上的乌云遮星星，杨老汉二道崖丧了命，众人就把尸首抬回村。众人把尸首抬回村，红喜女还不知情。’……大概的意思是‘我赶紧去告诉她……’等等。”⑦据此可见，这与贺敬之重写的“北风吹，雪花飘”和杨白劳饮恨自杀，在风格和情节上是迥然不同的。 2、关于邵本试排和试唱后出现不同意见和受到批评的经过和具体情况。王昆同志回忆说：“请周扬同志来审看，邵本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这样写，这样排，怎么能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内容表现得好呢？从形式上看，音乐和表演上都很陈旧。我们不要洋八股，也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土八股、封建八股。’”⑧陈强也回忆说：“大家提了不少意见，说这不是新歌剧，变成旧瓶装新酒了。还是要创作我们民族自己的新歌剧，在音乐方面要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的创作。这样又推翻了重写，这一次完全是贺敬之写的。”⑨ 3、邵子南同志退出创作组后，领导决定由贺敬之、丁毅重写。在近半年边写边排边改后，全剧彩排，邵子南同志当即公开在墙报上声明这个本子与他无关，同时还公布由他主持的座谈会纪要，尖锐批评这个本子的几条是：（一）《白毛女》和《红鞋女妖精》（之前贺、丁根据同名传说故事搞秧歌剧）一样是不健康的猎奇；（二）“三不统一”，即主题思想不统一、情节不统一、内容和形式不统一；（三）现在要团结地主抗日，这样写是破坏统一战线！⑩（见李刚文及目击者回忆）这样的批评在院内外引起震动，使剧组感到很大的压力。正是此时，周扬同志赶到剧组给大家讲话，说要正确对待批评，对的要接受，不对的也要听。“要有艺术家的勇气。”做些修改后还是要向“七大”献礼演出的。[11] 在张庚同志领导下，创作组根据周扬同志前后两次指示和周巍峙、何其芳等领导和专家的建议，吸收各方面其中包括墙报上的某些有有益的意见，在情节安排、人物描写等方面又做了多次修改，同时也吸取了邵子南第一场试排的启示，决不能对人物脸谱化和简单地套用秦腔的旧的曲调和表演形式。这样，于1945年5月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七大”代表做献礼演出。以上这些关键性的事实足以说明：把邵子南同志公开声明与他无关并且进行批评（不管其批评准确与否）和反对的贺、丁执笔的本子说成是他的原作，贺、丁只是“改编”，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这些基本事实长久以来为众多亲历者和目击者所共知，除去由于不了解内情而产生误解的人以外，包括对贺、丁的本子有批评意见的人在内，大多数人对事实本身从不曾提出过疑义。 这次，朱星南同志的“大事记”对此竟然完全不提而另言其他，这是为什么？对此，我们也曾考虑过，也许朱星南等同志和邵子南同志的确另外搞过一个本子？是否全剧排演并正式演出了？经我们向各方面反复查询，除去邵子南在墙报上批判过的贺、丁执笔的本子外，谁也没有见过另外一个由邵子南同志写的在同一时间演出的本子。有的被访者甚至反问说：该不会指的就是贺、丁执笔的本子吧？ 就是这样的“大事记”被戈焰同志作为主要论据，用“西战团是代表组织的”[12]这样的语言显示其权威性，以便使人信服。但根据以上事实及戈焰书中其他西战团同志观点不一、相互矛盾的情况，我们只能说：它不仅不能“代表组织”，更不能代表西战团，因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