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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端午的相关研究有着久远的学术流脉。本课题从地域视角入手，以嘉兴端午节俗为个案，分析嘉兴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梳理嘉兴端午节俗在其形成和普及流布过程中的民俗事象;探讨嘉兴端午节俗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表述、发展方向及其重要影响。 一、嘉兴端午节俗流变的历史地理元素 研究民俗事象的共时差异，从地域角度入手分析是一个不可忽缺的视角。在论述嘉兴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前，有必要首先厘清嘉兴的历史流脉和地理沿革。 考古发掘与史前文化研究证明，嘉兴是距今七千多年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马家浜文化类型，就是以1959年发掘于嘉兴南湖乡天带桥马家浜遗址命名的。[①]早在七千多年前，嘉兴人的栽培稻生产就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原始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食生产门类。 嘉兴自古是吴地重镇和腹地，嘉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角”和“吴风越韵”之称。汉以后至唐五代归属苏州府管辖，至宋始为嘉兴府。《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封域》[②]、《四库全书·至元嘉禾志·卷一·沿革》[③]、万历《秀水县志·卷一·方域》等都有明确记载。古时嘉兴东南大桥附近有胥山，相传春秋时，吴国名将伍子胥在此练兵，故得名。旧时，山上有伍子胥庙。而在嘉兴市郊洪合乡至今仍留有北为吴国南为国的“国界桥”。嘉兴在地理环境上兼得吴越山水并累积而成以吴俗为主流、江南水乡为特色，独特性与多元性并存的民俗民风。这是嘉兴端午节俗历史流变的历史地理元素。由此可以见：嘉兴端午节俗在宋之前与以苏州为代表的吴地端午节俗有着天然不可分的历史渊源，这将避免我们在考察嘉兴端午历史渊源时与吴地端午节俗叙述上的某种重合性。 二、嘉兴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 考察嘉兴古代地方志和地方笔记可以发现，嘉兴端午节俗延续了古代“恶月“的禁忌风俗。万历《秀水县志·风俗》卷、崇祯《嘉兴府志·卷三十五·里俗》卷、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四·风俗》和清乾隆中叶嘉兴人项映薇(1730-1789)《古禾杂识·卷一》等地方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避恶”是嘉兴古时端午的核心元素，体现出端午的本义。 从地域与地缘角度观之，嘉兴端午节俗的渊源流脉与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最为接近。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和《端午考》两文对端午的起源作过深入考辨。他从图腾主义的研究理论和视角出发，认为端午起源于吴越民族的图腾祭。[④]嘉兴地处吴越交界，市境地处太湖流域，为水乡泽国，河湖纵横交错,其人“以舟代车”,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作,唐代嘉兴农业即发达，《全唐文》记载文学家嘉兴人李翰《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⑤]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正是嘉兴端午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端午由禁忌向节日方向转变。汉代以后，上古传说和记忆逐渐出现历史化、伦理化倾向,与端午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也见于记载，在吴地出现了五日纪念伍子胥的节俗。《史记·伍子胥列传》有详细记述。吴越故地每到端午也就有了龙舟竞渡、“迎伍君”等习俗。《吴越春秋》、《越地传》、《吴郡岁华纪丽》等都记载了此说。嘉兴自古至今，一直坚持“端午祀伍”说。光绪《嘉兴府志》记载：1765年(乾隆三十年)，乾隆弘历第四次南巡，重游烟雨楼，龙舟竞渡掀起高潮。当时嘉兴诗人马学乾(生卒年不详)在烟雨楼上目睹其盛况后，赋诗《烟雨楼观竞渡》，诗中亦有南湖竞渡“我禾风俗近荆楚，中天节合倾城欢。不迎三闾迎伍相，千秋往辄谁辛酸?”之说。[⑥]诗中“伍相”即伍子胥。而从上述史料的梳理，可知龙舟竟渡在嘉兴一直流传，到清代端午竞渡还被看作是纪念“伍相”的一项民俗活动。 有关嘉兴端午节俗单独记载始见于唐代。此时，嘉兴已建制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均有记载嘉兴端午节俗文字。《全唐诗》载唐时嘉兴诗人殷尧藩(780～855?)《七律·端午》(卷492-23)：“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⑦]过端午的重要内容：插艾、喝蒲酒;过端午的主要景致：似火榴花;过端午的人生感慨：佳节难得，生命不永，嘉兴端午节俗的核心元素在诗中已有较完备体现。 宋代海宁词人朱淑真(约1131年前后在世)亦作《端午》一诗云：“纵有灵符共采丝，心情不似旧家时。榴花照眼能牵恨，强切菖蒲泛酒卮。”[⑧]诗中灵符、采丝、榴花、菖蒲和泛酒，都是嘉兴地区端午节俗的主要事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