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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占星学的发展轨迹。《左传》昭公十七年记申须语“天事恒象”，《国语·周语》亦有“天事必象”之说，即天的意志一定要通过天象表达出来。《国语·楚语》说：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里是说让重和黎分别负责天上星辰和地上人民的事务，不让老百姓直接和天上星辰交往、沟通。意思是把上天的意志垄断起来，不让老百姓知道。《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梓慎发现当年的岁星应在星纪，却到了玄枵（实际是由木星运行的误差所至），这即是春行夏令，他预言郑国和宋国要发生饥荒。《国语·晋语四》说晋国史官董因根据天象预测重耳可以成功继承君位。《国语·周语下》还说到武王伐纣的天象有利，故能成功。汉代《淮南子·兵略》也说到这件事，其实都是附会。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末期就很严重了。秦始皇的阿房宫就是按天上的星象建造的。《月令》也是按天象给天子设计每月移动的住处。日食这样的天象，这时已经被占星学家说得玄乎其玄。据《开元占经》记载：“甘氏曰：‘日始出而蚀，是谓无明，齐、越受兵，一曰亡地。’甘氏曰：‘日中而蚀，荆魏受兵，一曰亡地，海兵大起。’甘氏曰：‘日将入而蚀，大人出兵，赵燕当之，近期三月，远期三年。’”65都涉及兵灾和亡国之大事。 在占星家的理论中，除日食之外，关于五星的观念很有代表性。金木水火土五星，又被称为五纬，与东南西北中的方位相连，很明显这些观念都应该在阴阳五行说之后才能产生。前述夏代关于五星相聚的记录没有这些说法。《汉书·天文志》云：“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夫历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甘、石氏见其常然，因以为纪，皆非正行也。”说明甘、石对于五星规律的观测有着重要发现，同时，他们关于五星的占辞也很多。例如： 甘氏曰：“五星主兵，太白为主。五星主谷，岁星为主。五星主旱，荧惑为主。五星主土，填星为主。五星主水，辰星为主。五星木土以逆为凶，火以钩已为凶，金以出入不时为凶，水以不效为凶。五凶并见，其年必恶。” 石氏曰：“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石氏曰：“五星行二十八舍星七寸以内者及宿者，其国君死。五星舍二十八宿，王者诛除其国。五星犯合宿中间星，其坐者在国中，犯南为男，犯北为女，东为少，西为老。五星逆行去宿虽非七寸内而守之者，其国君被诛刑死，顺而留之，疾病死。”66 占星家们把五星的运行状况，看作国家兴亡的预兆，这些观念影响深远，后来史家经常以此附会。为了给刘汉王朝罩上神秘色彩，《汉书·高帝纪上》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其实五星聚合的天象是在第二年五月。《史记·天官书》亦云：“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仍说此事：“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 战国以降的这种与阴阳五行说合为一体的占星学在汉代达到全盛。司马谈《六家要指》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称之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大祥而众忌讳”。《汉书》首立《五行志》。《史记·天官书》则是最早全面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也可谓集占星学之大成。67司马迁对于盛行的占星学作了总论性质的概括：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 司马迁还从上古梳理出一个占星家的谱系：“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这显然是穿凿附会。68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把《天官书》和《历书》分开，表明占星与历法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当然，历法从此也受到阴阳五行学说和占星学的影响，所谓历三统、易正朔就是由此而来。69 自此以后，中国古代占星学异常繁荣。查《隋书·经籍志》，所载天文书共97部，675卷；历书100部，263卷。可见一斑。 以上大略论证了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的中国天文学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由此可见，江晓原先生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为“政治天文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70了解这个转折，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基本界限，同时还会发现上古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轨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由此探索这种思想史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的影响。 我们发现，经过汉人整理的古代典籍有些明显留下这种占星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印记。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占星学思想成为《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把先秦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 但是，思想界反对这种占星学的声音从来不绝，当时的代表人物为荀子和王充。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荀子·天论》）王充的《论衡》对于日食、月食作了专门讨论，把“阴阳符验”、“天人感应”之类斥之为“虚妄”。这些思想观点应该是上古中国朴素天文学思想的延续，非常难能可贵。这些思想家与占星学理论的冲突交锋，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我的上述论证试图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之间梳理出一些线索。然而，对这些问题作出完整而彻底的回答，还需进一步的论证，这里谨作抛砖之言。 五、《月令》的思想史意义简述 中国上古农耕社会的宇宙观和历法意识形态，在春秋末叶至战国时遭遇占星学的强势攻掠，出现转型，天文学渐渐成为一种为统治者服务的神秘知识--占星学。即便如此，后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学依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与农耕文明的姻缘关系。然而，在春秋战国之交这个转变之际，虽然占星学其势如火如荼，天文历法中古老的农耕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在延续，两种思潮不免冲撞，相互激荡交汇。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天文历法学，左右逢源，纷呈杂说，形成了一种独特面貌，《月令》就是这种交汇融合的产物。可见《月令》天人模式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特定发展阶段的一个标识。 确切地说，《月令》既有上古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宇宙观，也有战国时期与阴阳五行说合一的占星学的色彩。因此清人孙希旦这样评价《月令》： 愚谓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然其上察天时，下授民事，有唐、虞钦若之遗意。马融辈以为周公所作者固非，而柳子厚以为瞽史之语者亦过也。71 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不仅如此，处在这个变化时期的其他作品无疑也打上了同样的印记。《尚书·洪范》说到五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是最早见到的五行说，它与邹衍的学说是什么关系，难以厘清，但其中包含的农耕思想十分明显。《尚书·吕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稷是周的宗神，伯夷是周的婚姻氏族姜族的宗神，他们与大禹三者并列，由此可见刑名与农耕之间的微妙联系。《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即是日月加五星。“璇玑玉衡”和“七政”的说法都应该在战国以后。《逸周书·周月解第五十一》在说到“改正朔，变服殊号”“以垂三统”之后，又说“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就是古老的农耕思想的遗留，是新的观念与古老思想的融合。这些关于民生和农事的时风时旸时雨之说，与上古纯粹的农耕思想不尽相同，也与后来史书灾者有异。把天象气候既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也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既是国家政事，也是神学政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