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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西周巫咸学派为宋国司星继承，子韦是代表，《庄子·天运》中有“巫咸祒”，子韦名祒。石申把全天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星座，应用“度数”给出这些星的坐标。包括“去极度”（该星与北极星的角距离），二十八宿的“距星”（各宿中选定的作为测星标志的星）的“距度”（相邻二宿的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还有中外官的“入宿度”（该星与其西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度”以下的小数还用“太、半、少、强、弱”等表示。《石氏星经》所载共包含二十八宿和中外官星120座，含星121颗。这些内容可能有汉人修改和加入。至西晋武帝时，吴国太史令陈卓将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所著星经综合一起，编写了包含283各星座1465颗恒星的星表，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见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58－5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唐时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中有大量巫咸、石申和甘德的占星理论，真伪难辩。 64 有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陈遵妫先生说：“宗教在中国殷代，还是相当的原始，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到了殷末周初（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形成了所谓阴阳五行说，它一方面对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有所促进，但另一方面，它的迷信唯心的伪科学，长期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使我国的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进展比较缓慢。”（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83页。）他所推断的时间与本文不同。 65 刘韶军编著：《古代占星术注评·开元占经》第1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 66 《开元占经》卷十八。见刘韶军编著：《古代占星术注评·开元占经》第142、144、145页。另：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五星占》和《云气星象杂占》表明，当时对于五星会合周期的了解已经相当准确。其中《五星占》，包括占文和表格共6千多字。（详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350页。） 67 《史记·天官书》把整个天空分为五个区域，北极附近的中宫为“太一常居”的宫阙组织，中央为帝星（小熊座？），在它周围有太子（小熊座？）、正妃（勾陈一，小熊座？）等，外面还有相当于帝车的北斗七星，以及表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的六星组成的作为天府的文昌宫等。其他四个区域即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与“三垣”不同，与“四象”也不同。这都是后来天文家所起的星名，春秋以前没有这种现象。 68 由此再看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天”，其占星学的含义在所难免。 69 三正之说始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谓夏以建寅为正，殷以建丑为正，周以建子为正。王朝正朔，成为头等大事。（参见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03页。）《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有相同记述。根据的最新研究，关于夏代建寅、商代建丑、周代建子的“三正说”只是汉儒的臆造，纯属子虚乌有。（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25－426页。）汉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了三统历颁行全国。第一部完整留下文字记载的历法是西汉末年的《三统历》，是刘歆根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全部文字见于《汉书·律历志下》。 70 应该说，江晓原先生所说的都是战国以后的中国天文学，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与此完全不同。他所用的材料也都是战国以后的。确切地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出现之前，中国天文学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不了解这一点，大概不能把握中国古老文明一种本质。 71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399－400页。 72 例如：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旧唐书·历志三》载《大衍历·步发敛术第二》中有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对照表，与《月令》基本相同。（见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第168页） 73 陈遵妫先生说：“从我国历史来讲，天文学实际是研究星象和气象两门知识。”这与西方古代的天文学不同，他们主要是星象学。（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2页。）我认为星象方面可以分为占星和历法，气象属于农政。 74 作者大约是唐末到五代初人，该书北宋后失传，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鲜刻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