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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方元宵灯会热闹繁华，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称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灯，至十三日晚，则家家灯火，光照如同白昼。“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名为“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灯火方息。福建元宵如同京师有十夜灯会。富人家庭的妇女乘轿出行，贫者步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五杂组》卷之二） 杭州为明代元宵灯会繁盛之区，明人张瀚说灯会除京师外，“若民俗最盛于杭”。（《松窗梦语》卷七）杭州正月十五前后张灯五夜，在元宵前，灯市即开，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毬、云母屏、水晶簾万眼罗、玻瓶之属，难以枚举。元宵节时，有灯谜，有祭赛，有社火，有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熙朝乐事）明人张岱记述龙山放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陶庵梦忆》卷七） 绍兴元宵灯景在明代知名海内，因为这里竹贱、灯贱、烛贱。贱，所以家家都能置灯，贱，所以家家以不能设灯为耻，“故自庄达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天进城，东穿西走，‘钻灯棚’、‘走灯桥’，四处看灯。可见当时江南灯会之盛。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放烟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灯会的项目之一。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按例放烟火盒子，烟火盒子悬在大架上，每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北京烟花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燕京岁时记》） 苏州灯在宋代就著称于世，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清代灯市货郎出售的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品类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卖诸灯未改古制，而乡镇别邑，又皆买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后，喧盛尤昔。”苏州元宵用松枝竹叶在通衢扎棚，白天悬彩，晚上燃灯，阊门之内，“灯彩遍张，不见天日”。除街道张灯结彩外，家户店铺，神祠会馆都燃灯庆祝，平民人家在中堂点燃两根大蜡烛，安排宴席，互相观赏。当时“华灯万盏，谓之灯宴”。游人以看灯为名，结伴闲游，通宵不绝。 清代苏州除灯火色彩的繁华外，还有“闹元宵”的节俗，“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清嘉录》卷一）小戏表演是元宵节节俗项目，北方乡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乡村演花鼓戏，唱采茶调。清代湖北黄安正月十五前后舞烛龙，俗以此“压灾驱疫”。还有采茶灯，以十二个童男扮女妆，各人带灯一具，称为“茶娘”，唱采茶调，每月一曲，每曲以“采茶”二字起兴。城乡妇女十五结伴同游，称为“荡元宵”。（道光《黄安县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