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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冯梦龙在题材的选取、母题的运用、创作手法的承袭、文化精神的传达等方面，都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分。冯梦龙对民间文学的偏爱，与他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他个人的民间文艺观与通俗小说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冯梦龙十分重视民间艺术，尤其是民间文学，并且能不偏不倚地对待民间文学。他的民间文艺思想承袭了明朝众多思想家、文学家对民间文化珍视的思想，明代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强调“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向来为文人学士所鄙视的民间文学力加肯定，尤其是对民间诗歌倍加推崇。李梦阳曾在其诗集《诗集自序》中引王叔武语云：“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又在《空同集·缶音序》中云：“予观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缶音是矣。”袁崇道也在其《答李子髯诗》中写道：“当代无文学，闾巷有真诗，欲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李贽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对冯梦龙的影响更深，他曾经为王阳明作传，又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从其对《山歌》《挂枝儿》的命名即可见一斑，从其一生的文学活动来看，有大量成果可以证明他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与爱好。汪玢玲先生这样评价：“冯梦龙是明代搜集民歌、笑话，辑纂白话小说，受民间文学影响最深，推崇俗文学最积极，贡献最大的高产通俗文学家和理论家。”并认为冯梦龙的民间文艺思想是承袭了明朝历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民间文化珍视的思想的结果。 冯梦龙对民间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通过编纂、辑录而保存了大量的明代民间文学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故事类的《情史类略》《智囊》;民歌类的《挂枝儿》《山歌》(又名《童痴一弄》《童痴二弄》);笑话类的《笑府》《广笑府》。值得一提的是，他辑录的《笑府》《广笑府》中的一些笑话，至今仍在民间活生生地流传着，如湖北省宜昌地区著名的故事家刘德方故事集 《野山笑林》中有不少故事只不过是冯梦龙辑录笑话集中的现代方言版。其二是他穷一生之精力，点评、汇总历代笔记小说，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主要代表为《太平广记钞》《情史》《智囊》《挂枝儿》《山歌》《笑府》《广笑府》。不仅如此，他对民间文学的热情还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不仅是在通俗小说中充分运用民间文学的母题、展现民间文化的精神、运用民间叙事的技巧，在他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同时，更是仿民间文学作品作了不少仿山歌，记录了当时带有故事性的时闻传说。 冯梦龙将民间文学的丰富资源运用到他的通俗小说中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导愚适俗”的通俗小说观。冯梦龙在其“三言”各册的序言中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通俗小说观，从事冯梦龙研究的历代学者对此有较深入的论述，其成果有缪永禾著《冯梦龙与三言》、陆树仑著《冯梦龙研究》、傅承洲著《冯梦龙与通俗文学》、聂付生著《冯梦龙研究》等，另有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冯梦龙研究的论文等，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仅以其在《醒世恒言》序言中说明其“三言”取名的原因时所云加以佐证：“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笔者以为，正是冯梦“导愚适俗”的通俗文学观，致使他特别注重在通俗小说中充分运用民间文学的因子，因为他在民间文学的实践活动中认识到，“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仅山歌是如此，民间故事也与山歌一样，表达的是民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同时，要想真的能够适俗，就要在表现手法上采取一定的策略：无论是小说的长短篇幅、叙事策略、题材的选取都必须是大众熟悉并且能够认可的。 冯梦龙正是将熟悉的民间文学与期望能够“导愚适俗”的通俗小说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才在“三言”中选取了大量的异类婚故事进行改编与创作。也正是因为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才使“三言”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扩大了“三言”的接受范围，使之不再是文人把玩的小范围内流传的“阳春白雪”，而是为市民们争相购买的市民小说，其广泛的接受可以由此后不久即出版的“二拍”作为佐证：通俗小说本来也是出版商谋利的手段，“三言”的成功直接刺激了此后大量的白话通俗小说集的兴起。 二、民间回流: “三言”异类婚故事对民间文学的反哺 以上，笔者就“三言”异类婚故事中民间故事母题的存在方式、反映的民间文化精神与运用的民间故事叙事技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无论是从表层结构上的“拟话本”形式直接源自宋元说话，与民间寓言的叙事模式相吻合，还是深层结构上的叙事手法与民间叙事的相仿以及展现的民间文化精神、在叙事材料上与民间异类婚故事“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都说明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民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饱含着作者心血的“三言”异类婚故事，也对民间异类婚故事的发展起到了反哺作用，这种反哺，主要是以“民间回流”的方式发生的。 “民间回流”是指作家文学利用民间文学素材创作出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水平上高于民间文学，但是在流传中又因通俗易懂而为大众再次接收，从而回流到民间，再次成为民间故事。这是作家文学影响民间文学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三言”异类婚故事既是在民间异类婚故事的素材基础上加以改编的，也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创作手法、文化精神，但是又因为它能雅俗共赏，表现的思想感情、题材等方面与大众贴近，故而也再次回流到民间。 李福清曾经指出：“中国民间文学有与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说，一个情节，一个题材，可以用许多文体、许多体裁来表现。”实际上，通俗小说回流民间也是借助了民间文学的这一特点：以多种文体，多种体裁对其中的情节和母题加以表现，将其影响辐射开去。如《白蛇传》除了民间故事外，还有民间戏曲，而且剧种繁多，如粤剧、越剧、川剧等剧种中，《白娘子》都是其传统曲目，另有民间叙事诗(参见《江苏省民间歌谣集成》) 和道情等都是其载体。 而其他异类婚故事，如《闹樊楼》《金明池》等文本中的故事母题及其所反映的观念有的也还在民间流传，如“女鬼复仇”“女鬼报恩”，其中与女鬼交合会损伤男子身体的观念、道士除鬼的观念，至今仍在民间留传。然而对于现在的人们而言，更为广泛的，却是白娘子、龙女等故事。 笔者根据所搜集的资料推测，“三言”异类婚故事的回流亦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在通俗小说的传阅中为变为人们的口头讲述，成为民间故事;二是文人改编为戏曲、民间艺人改编为民间说话或民间说唱等民间文艺形式回流到民间。无论是以哪种途径，“三言”异类婚故事对民间故事的影响主要在于母题及思想内涵方面的改变，或者直接增加了民间异类婚故事的流传母题，或者因其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对民间异类婚故事产生了冲击，从而改变了以后的民间故事异类婚故事的主题思想。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民间回流最为成功的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次之为《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下面即以此为例对其流传途径、影响方式进行剖析。 《白娘子》在《白蛇传》流传中的主要功绩在于对于白娘子善恶形象的转变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此后的白娘子多以美貌善良、助夫受屈的形象出现在文人编写的戏剧或说书人的话本中。如在清代就有多部《雷峰塔》的传奇，其中既有文人改编的剧本(方成培改编，乾隆川岫云词逸改本，四卷三十六出)，也有艺人改编的演出脚本(扬州名艺人陈嘉言父女改编，三十六出，是当时梨园演出脚本)，此外还有陈六龙、黄图珌等人改成的传奇。其次，自冯梦龙以后的《白蛇传》多吸取了《白娘子》中的几个固定的情节：游湖、避雨、借伞、金山寺寻夫、收妖、塔镇等。《白娘子》的写定扩展了“蛇女”故事发展的空间，此后白娘子这个形象一再被细致地刻画，其中仅出场几次的小青，甚至也被单独立传，至今余波未尽，不断有电影、影视剧等新的艺术形式对其进行改编或再创作，并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拍摄的《新白娘子传奇》，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其中的小青这个角色也占了很大的戏份。 而《李公子求蛇获称心》本是取自宋元话本，明代《六十家小说》《李元吴江救朱蛇》与其时间距离上最近，但其本事本来是一则民间风俗的传说，古代记录民俗风情和奇闻异事的文人笔记中都有收录，如《搜神记》《录异记》《荆楚岁时记》《岁华记丽》《青锁高义后集》《夷坚续志前集》等都记载了“求如愿”的习俗。但无论是话本还是关于习俗见闻的记载，都与冯梦龙改编的《李公子救蛇获称心》有所区别。一是龙女身份的改变。冯梦龙改编的文本与前代文人记载的略有不同，前代文本讲述李元从龙王那里得到的是一个女奴，最后二人分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天命”而不得不去，而是因为李元三年后又娶了新妇，似乎从来也只是将女奴当作从别人手中得到的一个奴隶，一旦工作有所怠慢，可以鞭打，所以女奴离开了他。这一点改变十分重要，冯梦龙似乎不愿李元是一个“负情”的负面形象，故而做此改动。而且冯文中李元与称心的关系也与前代记录不同，李元将称心带回家中是以妻子的身份介绍给家人的，而前代文本中均是作为“婢”，可见冯文中有了更多温情的因子。事实上，此后的“龙女”故事中，龙女的身份多是公主而不是女婢，与男子的关系也是夫妻，而非主仆。二是“报恩得利”与“偷窃”的母题。李元因为救了小蛇，就得到了称心，而称心能“窃物”(这亦是前代文本原有的)，在《白蛇传》的流传中有很多版本都是说许仙与白娘子的姻缘是因为千年前许仙无意中从顽童手中救了还是小蛇的白娘子，《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也有白娘子可以神奇窃物的情节，因此，我很是怀疑冯梦龙也是在改编时受到“求如愿”中“偷窃”母题的影响而对《白娘子》进行的改编，这两个母题在后来流传的“龙女”和“蛇女”故事中都反复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