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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春节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节日案例。春节（元旦）是古已有之的一个大节，从商周甲骨文上“年”字的出现起，在华夏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尽管在历史长途中，春节的时间日期多有变化，称谓也屡有更易，但其“义”却大体未变。这个“义”，就是作为岁时和农时两个时间纬度的节点。如《尚书·大传》所说的：“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始’犹‘朝’也。”如《史记·天官书·正义》所说的：“正月旦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其次，在农耕社会发展中逐渐附加和强化了的“义”，是家族人伦制度及其理念。发展到今天，在我国境内过春节的民族，共有39个。除了我国境内各个民族和地区外，香港、澳门，宝岛台湾，以至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每到年终岁始，无不家人团聚，贴对联，放炮仗，吃饺子，耍龙舞狮，慎终追远，祭祖归宗，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过春节。故而，春节已成为一个最有资格充当民族认同的主要元素的传统节日。 （三）节日处在发展嬗变中，但不要随随便便给传统节日强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意义 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享受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渠道日益多元化了。但人们对清明、端午、七夕、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回归的期盼，还是有增无减。现在国家终于有了规定，受到普通老百姓的欢迎。随之出现的节日和假日的纠缠，给城市里的人们蒙上了一头雾水。而对于广大的乡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放不放假的问题，而是要在节日里让全家吃一顿庆贺团圆的好饭，是如何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把节日的内涵传递给子孙后代。 节日与文化的其他形式一样，不会停止在一个点上不再变化，而永远处在嬗变之中。但这个“变”，是符合于节日嬗变规律的“变”，而不是外加的。我们发现，在城里，总有些好心的领导喜欢改造和创新传统的节日，强加上一些东西，当然，有的可能是适合节日之本义，并逐渐会成为被老百姓接纳为节日的内容，有些则可能因与节日的本义并不协调，甚至违反传之既久的传统观念而最终被淘汰。在端午节放河灯便是一例。在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放河灯是七月十五鬼节的仪式之一，主要的功能是祭祀那些游荡于外的孤魂野鬼，以免他们骚扰村里活着的人们，体现了人们乞求平安的心理诉求。端午节放河灯，在端午的历史记录中找不到先例。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述说：“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2] 他的汇集比较广泛，却并没有记载端午节有放河灯这一事象。可见，端午节的意旨在驱毒逐疫，而不是驱鬼送鬼。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如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较为固定价值观的放河灯，在传统文献中没有发现新解前，就要慎之又慎，贸然拿来用在端午节，怕是一种误解误用，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 2009年3月11日 注释： [1] 顾颉刚《〈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2] [明]谢肇淛的《五杂俎》，第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