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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日所创造的公共价值 节日生活既然具有不同于平日的非常特征，那么是不是生活中的所有非正常事件都可以成为节日呢？当然不是。比如受到洪水或地震等灾害侵扰后的地区，或者发生了车祸之后的高速公路，也都处于非常状态：道路被堵，交通秩序陷入混乱。但这些却与节日毫不相干。灾害与节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偶发的意外事故，而后者则是自愿的、人为的活动，而且是在集体的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娱乐或审美，而是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是为了通过集体的庆祝活动和人人参与，来建立一套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 节日教育的主题，首先通过节日的行为方式来表现。传统节日中的祭祀活动，传达的是人们对于神灵的崇拜和信仰。和家人的团聚，反映出以家庭为重的价值观念。祭祖和拜年，体现的则是中国人重视纵向（血脉相承）和横向两种社会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 一个特定节日的主题和庆祝方式，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世纪的德国人在宗教信仰上十分虔诚，所以过节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参与教会活动和家庭团聚。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受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于宗教的态度渐趋淡化，而开始崇尚自然。所以从十八、九世纪以来，很多德国人在过节时，就喜欢在完成教会活动的义务之后，和朋友、家人一起在大自然中漫步。集体散步，已经成为当代德国人节假日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就像中国人过节时必须聚在一起吃大餐一样。德国社会由此形成了一套与散步有关的习俗和公共设施。比如散步的时间，一般是在早餐后或下午喝咖啡前后的时间。散步的地点，大多在森林中或河流边，或者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的大公园里。差不多每一个城市在进行规划建设时，都会特别设计出一些环境优美的散布路径，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海德堡古城对面山上的那条散布之道，因海德格尔等近代哲学家曾经常在此散步而被命名为“哲学家之路”。总而言之，当代德国人在过节时已很少去教堂，更不会大吃大喝，而是喜欢通过散步和喝茶，和朋友、家人进行心灵的交流。 节日教育的主题，也常常直接包含在有关该节日的解释性神话传说[11]当中。比如端午节的屈原传说，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宣传的是为人的刚正与节操。七夕节的牛郎织女传说，赞颂的是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的忠贞。现代节日的社会功利性比传统节日更加明显，意义也更加单纯，例如教师节就是为了尊师重教，植树节强调的是绿化和环卫，等等。 节日教育的主题，很多都与历史的内容有关。这是因为对于群体历史的回顾，正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建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依据。在这里面发生作用的，就是所谓的“文化记忆”。[12]一些欧洲学者，为此特别提出了“记忆之所”（lieu de memoire）[13]的概念，意指对于一个集体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并通过周期性的节日纪念活动而不断被神圣化的那些场所。比如天安门广场，原是明清以来皇帝居所紫禁城的一个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此举行开国大典，其后每逢国家大庆或者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庆祝或欢迎仪式。在广场的正中央，建有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的纪念堂，西南一侧则是展现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历史博物馆。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广场中央的国旗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都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由这些要素组成，天安门广场便成了共和国公民心目中的圣地，也就是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之所。 由节日的文化认同功能所决定，人们在选择“过什么节”、“怎么过节”以及“和谁一起过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做出选择。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忽略各种传统节日，确与他们摈弃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有关。[14]同样，当代的年轻人之所以会对西方的情人节情有独钟，也是他们接受西方文化同化的结果。所以，传统节日要想在当代社会与各种现代的和外来的节日竞争，就有必要对自身的过节方式进行改良和创新。节日的现代化改革，不能仅仅局限在过节形式上，而应在主题及其所追求的公共价值上也进行相应的改造和革新，从而使得节日所体现的社会理想与道德规范，能够与时代的潮流并进，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口味和意志保持一致。 最后我们要回到文章开始时提到的文革期间“天天过节”的现象上来。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确实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大家饿着肚子也要上街造反，为了革命可以六亲不认，社会秩序完全被颠倒了过来。虽然如此，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感觉却不像是在过节而是在受难，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文革的目的和精神追求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意志背道而驰。少数别有用心的上层人物，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发动了这场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满足的只是他们个人的野心和权力欲望。运动所到之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得不到融合，反而越来越紧张，整个社会的状况不是处于集体欢庆，而是处于动乱不安的非正常状态。因此，那位德国汉学家所谓的“天天过节”，只能算是一种讽喻的说法：它所描述的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 综上所述，节日生活以其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独特的行为方式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其意义在于建立集体的文化认同和加固文化记忆。所以，尽管过节既费事又花钱，从平日的生活逻辑来看一点也不经济实惠，但节庆活动所取得的公共效益和文化效益却是不可低估的。过节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物质的增值，而是为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了统一人们的礼仪规范与道德价值观念，为了建立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完） [1] 本文原稿为“第三届东岳论坛”（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民俗博物馆2007年2月举办）的提交论文，在大会发表后曾得到施爱东先生和黄涛先生的诚恳批评，对最后成稿很有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 这篇文章定稿的日子，正好是2007年2月14日的情人节。很多中国人到了这一天可能都会面临一种困惑：过不过这个节？过的话又怎么过？过节的礼仪规范是什么？过这个节到底有什么意义？等等。 [3] Barbara Mittler: „Alltag als Fest. Mao als Ikon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revolution (1966-1976) “, minima sinica 2/2006, 25-47. [4] 参见Winfried Gebhardt: Fest, Feier und Alltag. Üb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des Menschen und ihre Deutung. Frankfurt: Peter Lang 1987. 第21-34页。 [5] Emile Durkheim: 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Suhrkamp 1981. 第514页以下。 [6] 参见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见《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第25-36页。 [7] Victor Turner: Das Ritual. Struktur und Antri-Struktur.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1989. 第159-193页。 [8] 当地人用晚餐的时间通常为晚22点。 [9] 引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7页。 [10] Victor Turner: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 德国人类学家岩森（Adolf E. Jensen）在1951年初版的《初民的神话和祭祀》一书中曾指出：在初民社会，神话总是与祭祀相关，二者互为因果。当周期性的祭祀活动世俗化而演变为节日之后，神话就逐渐演变成了解释性的传说故事。参见Mythos und Kult bei Naturvölkern，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2。 [12] 关于文化记忆的理论，笔者在《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1-42页。 [13] 参见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Fischer 1990) 和Erinnerungsorte (München: Beck 2005)。 [14] 参见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中的相关论述，见《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第9-10页。 （《河南社会科学》 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