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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果对裕固族民间故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其在当代裕固族书面写作中的价值。然而，要把裕固族民间故事放在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又会出现一系列的难度和问题，探讨其如何进入文学史在当下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 关 键 词：多民族文学史 人口较少民族 口头文本 裕固族 民间故事 因为学界一直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口传文学缺乏观照，以致在这些民族中流传的口头文本很难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之中。随着现代文化语境中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同化和侵蚀，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文本开始濒临危亡状态，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意味着人口较少数民族的文学进入文学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各民族的书面文本进入文学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遴选在艺术标准上能够足以代表本民族文学成就的作家和作品，使其进入“史”的框架之中，可以说是填补了文学史书写的“空白”，这已经在学界达成一致共识。倘若把这种设想付诸于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既是一种学科理论的超越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也是对民族关系的重视和文学“主体”的重新确认。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坚决主张研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①用他的“文化相对论”分析中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族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视野的之中是完全必要的。 随着新世纪之初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倡导，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各民族文学“入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视野下，各民族的文学作品怎样进入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各民族文学作品“入史”的标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要考虑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毫无疑问，口传文学就应该占有很大的比重，像《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拉斯》(柯尔克孜族)、《召树屯》(傣族)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品，必须纳入文学史书写的范畴，而且它们一旦迈进文学史的殿堂，就可以同曾经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诗经》、《楚辞》等“平分秋色”。这是对那些以往根本无法进入文学史范畴，只能是民间文学组成部分的作品地位的“抬升”，也是对过去的文学史的一次彻底的反拔。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史中，某一个民族具体的一部作品犹如沧海一粟，但是某一民族代表作的“缺席”却不能不说是文学史编写留下的遗憾和空白。 一、反思：被忽视和遗忘的“他者” 20世纪中国各民族相关的史学论著可以说是数量颇丰，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可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却在史学“场域”中显得有点逊色。在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要让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史中占有大量的篇幅固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中对某一民族的文学长期“忘却”和缺乏应有观照，却显示了文学史编写的“误导”和“缺失”。这当然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特色有很大的关系，口头传承方式的主导地位只能使其徘徊在“正统”文学史之外，本民族内部产生的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数量的有限，难以承担起推出和介绍本民族文学的重任，因此难免遭致落寞的命运。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呼声一向显得比较微弱，特别是口头文学更是“低调”。在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出现过一些人口较多民族的文学史版本，诸如《藏族文学史》、《壮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等，而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新世纪之初还没有一部详细和规范的文学史。随着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些口传文学的逐渐消失，编写一本包含人口较少民族口传文学，结构“完整”的文学史成了文学研究界的时代诉求。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的人口在十万以下，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口较少，所以称作人口较少民族。裕固族是生活在西北的人口较少民族，由于裕固族地处偏远的西北，进行田野调查不太便利，学界很少把研究视角转向裕固族文学。尽管20世纪初期国外学者对裕固族口传文学进行过考察，国内真正对裕固族文学的研究还是起步较晚。首先是通过对其口头文本进行搜集和整理，在出版发行的汉语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是在本民族内部的学者诞生之后口头传统才开始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兰州大学武文先生开始以“客位”的方法研究裕固族文学，紧接着裕固族内部产生的学者钟进文、巴战龙等以“主位”研究的视角在裕固族文学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裕固族文学研究好像已经走进当代学术视域，步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阵营。实际上，裕固族文学还是在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场域”之外游移和徘徊，在国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中难以找到裕固族文学的“坐标”，甚至在民间文学教程中，也很少提及裕固族民间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