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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与方法：文学史写作的可能和预设 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视野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但从具体做法来说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如何“治史”和怎样“入史”还需要具体的实践过程，预设的前景和操作的方法之间也存在着距离。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如果从多民族的视角深入分析，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憾。随着对文学史编写中存在问题的发现，“多民族文学史”成了新世纪的学术界的一个关键词。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实体，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 ⑦这就意味着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多民族文学史”的提出确实给文学史的编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文学史开辟了新的空间，然而，“在带来活力和空间的同时，‘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张力，也使得某些潜在的‘盲区’显现出来。”⑧中国文学史本身因庞大繁杂而处于“超重”状态，各民族文学的“加盟”再次给它带来了挑战和困境。 1.“加盟”的难度和问题 一般来说，人口较少的民族的书面文学形成的历史都不是太长，真正在他们中间长期流传的是口头传统，书面写作所占的比例还远远不及口头文本。一旦要考虑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入史”问题，大量的口头传统应该是“首选”成分，这在传统的文学史观看来简直是“越轨”，根本无法接受和认同。口头传统和书面文学之间界限的打通显然为实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提供了可能，却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在诸多的口头文本中到底应该遴选怎样的作品，是符合文学标准的抑或是能够体现民族特色的?在人口较少民族中流行的口头文本中，针对要“入选”文学史的作品，首先应该分析和考证它们是在本民族内部产生还是其他民族文本的“变体”。就裕固族民间故事而言，虽然格萨尔的故事在裕固族中非常流行，但它只能是藏族格萨尔的故事经过流变在裕固族内部的传播，不能算作是裕固族口头文本的代表作。用母题和类型理论考察民间故事，就会发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间故事具有相似性，这就给考证在几个民族当中流传的同一民间故事的渊源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在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传播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民间故事的归属显得模糊，一时难以确定是哪一个民族的代表作。 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本身族源复杂，是由多个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分化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民族实体形成过程中各种文化交互渗透，最终才逐步定型。口头文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其流变过程中不断地发生整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口头文本只能是几个相关民族的共有“资源”。在裕固族中流传着有与突厥民族主题相同的民间故事，还有和藏族、蒙古族完全相近的口头文本。在两部英雄传说——裕固族《杨安续录的传说》⑨和突厥民族的《乌古斯传》中，前者为口头文本后者为书面文本，可是它们都包含着奇生异貌母题、降除妖魔母题、英雄美人母题等相同的情节要素。 2.“入围”的策略和措施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给文学史写作开拓了新的空间，口头文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源进入文学史，体现了“史观”的理论意义。然而，在口头文本“入史”的现实面前，却显示的是极大的难度。曾经作为“闲置”资源的口头文本，“入围”文学史的尝试毕竟还有显著的意义，这种尝试当然需要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一些可行的策略和方法。对大量的口头文本进行广泛的搜集和整理是获取活态资料的前提，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比较选择本民族的“经典”作品“入史”，入选作品既能体现民族特色又具有文学意义，就裕固族口头文本而言，《西至哈志》和《黄黛琛》是无法绕过去的两部作品。同时，应该注意在同一民族中流播的口头文本的不同“版本”和“异文”，分析这些作品的渊源和流变。 口头文本进入文学史显然是文学史书写的一次“革命”，这不仅使文学史在容量上成“重量级”，在形式上也成“多声部”。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字的表述为主，同时插入适当的图片资料，而吸收了“新成员”的文学史，应该“添加”大量的有声料，这其中包括录音的制作和视频的拍摄。通过这些有声资料，使精通本民族语言的研究者能够掌握“原汁原味”的作品，并且沿着文学史的线索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探索这些民族口头文本。口头文本曾经在裕固族中盛传不衰，当下讲述民间故事却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高龄老人的“独有遗产”，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些民族故事的讲述者及其表演场域是文学史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活态资料的搜集，拍摄和整理为以后的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连自己的语言都快要消失殆尽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何以传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抢救成了人们刻不容缓的责任。当前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处于岌岌可危的形势，给口头文本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因为失去了载体的口头文本无法传播，也难以进行传承。对现存的口头文本运用国际音标进行记录和整理，既是民族语言学的涉猎范围，也是由口头文本向书面写作的一种转换形式。这些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图片和有声资料，及其使用国际音标让口头文本的“凝固”，给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文学史料，也使普通的文学史阅读者耳目一新。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文本经历了不公正的“待遇”，充当着缺席者的角色。新世纪之初多民族文学史观所关照的，仍然偏重于除汉族之外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书面文本如何进入文学史的问题。殊不知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写作中整合了大量的口头文本，口头文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在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中,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过程,产生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现象,揭示了文化对话的奥妙与真谛”。⑩意义和“发现”助长了“修史者”对人口较少民族口头文本“入史”的信心，尽管出现了种种可能和在理论上的一些依据，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难度，这在学界还有待于突进一步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