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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篇论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04（2），最初为第一届民间文化论坛网络会议论文，在本坛的档案馆里也可看到。此文首次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历程中普遍选择家乡调查的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民俗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视点。获得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理论文章三等奖。为便于对家乡民俗研究有兴趣者更集中地阅读，故转贴于此。 关于现代中国民俗学，总结、描述其起因和发展过程、概括其理论成就和方法特征的论著，包括论文和专著，目前能够看到的已有不少，而且大都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结论。[1]不过，对于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确立到发展为今天的局面，其中所贯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特点，却鲜有注意。这个特点，就是一种以研究者对自己家乡的民俗为调查和研究对象的潮流，大体可以用“家乡民俗研究”一词来概括。总结和认识这种潮流，对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完善中国民俗学自身的理论建设，都将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一 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兴起，可以看作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革命。它是在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以及地方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之下开始的。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处在上层的精英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民间文化在民族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开始对这一历来受到上层阶级鄙视、排斥的文化现象投入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的关注。1918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沈尹默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发起了以北大的名义向全国征集歌谣的活动。从此拉开了中国歌谣学运动也即民俗学运动的序幕。其后成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及该会创办的《歌谣》周刊，则把这场运动推向了深入。一批理解民间文化之价值、热心民间文化之研究的北大教授和学生，成了歌谣学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在他们的积极宣传、推动之下，从1918年年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分子也逐渐转变了观念，对民间文学、民俗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价值日益有了正面的认识，并积极投入到了歌谣等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工作当中，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了早期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中坚力量——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称歌谣学运动为启蒙运动，与其说是指启了作为民俗主体的民众之蒙，还不如说是启了历来对“民众”怀有某种偏见的广大知识分子之蒙。 开始歌谣征集的活动之后，《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发了刘半农编选的《歌谣选》共一百四十八首，[2]与此同时，到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为止，歌谣征集处还通过教育界同人征集到了全国22个省份的两三千首歌谣。到了1924年5月，则征集到全国各地歌谣、谚语、谜语等一万一千多首。[3]这场运动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成就之卓著，由此也可见其一斑。 如此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其搜集主要依赖的，是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和参与者，他们可以说是歌谣学运动的基础力量。正是由于这些分布在各地的积极分子与运动领导者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这场运动的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员的调查工作，开始时大都是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歌谣学运动兴起之后，从北京到地方的许多报刊，都开始刊载歌谣、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这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歌谣等民间文学体裁有了感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加上运动领导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引导，逐渐普及了关于歌谣乃至整个民俗学的知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自己身边的生活当中就有着许多鲜活的、值得重视的民间文学作品，于是，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家乡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 钟先生早年的情况也不例外。在1922～1926年期间，从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家乡公平镇等地的钟敬文先生，受歌谣学运动的感召，开始了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记录以及初步探索的工作。三四年中，他采集了大量的歌谣作品，其中既包括普遍流行的一些文本，又包括在海丰境内不同民族或人群中流行的一些内容，如輋歌、客音山歌、沿海居民及疍民的咸水歌等等。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曾发表在当时的《陆安日报》上，后来均收入了他所编的《客音情歌集》、《疍歌》、《山歌选》和《輋歌集》等集子。同时，他还陆续把所集歌谣中的部分作品，投寄给了《歌谣》周刊。几乎与搜集歌谣的活动同时，他又进行了民间故事和传说的采集工作。他后来把搜集到的传说、故事，编成了两个集子，第一部总名为《陆安民间传说集》，其中曾有14篇于1925年陆续发表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但可惜全书未能出版。第二部为《民间趣事（第一集）》，于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大量的作品，他都是在自己家乡搜集到的，如他后来所回忆的：“材料的供给者，有家族的成员，我的二嫂的肚子就是一个故事、歌谣的材料库；有朋友和旧同学；还有，就是我教学班上的学生……”[4] 随着不断进行采集工作，他对这类文学的研究兴趣也逐渐高涨了起来。于是，除了继续不断把自己采录的作品寄往《歌谣》之外，他又撰写了总名为《歌谣杂谈》的一批研究文章，从第67期的《歌谣》开始，陆续发表在了该刊。从此，逐渐地，钟敬文先生由一个爱好者、热心参与者，变成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 对于地方知识分子以家乡民俗为主要搜集对象的潮流，民俗学运动的发起者，从一开始就予以了倡导和支持。1918年初由刘半农草拟、分寄各地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列出了两条征集方法，一条是：“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见闻所及，自行搜集。”另一条是：“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5]这实际上就鼓励了进行家乡民间文学作品搜集的行动。而1923年由歌谣学运动的领导者为主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所制定的关于调查方法的决议当中，更是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强调进行实地的民俗调查时，“调查者尤当以其人之生长地为标准。”[6] 不仅如此，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中，也有不少人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家乡民间文学的调查搜集工作。例如，刘复在1919年8月自北京回故乡江苏江阴的途中，从船夫的口中搜集到了二十多首歌谣，后来结集成册，题名《江阴船歌》。常惠也曾经在家人中间采集过歌谣。[7]顾颉刚在这方面的活动则尤为突出。他在1918～1919年从北京大学休学回乡养病期间，进行了搜集歌谣的工作，采访对象包括自己的祖母、家中的小孩、保姆、邻居以及朋友，等等，他的夫人殷履安女士也帮他在娘家搜集了不少。一年当中，他一共获得了两百多首歌谣，还连带着采集了不少谚语和方音方言。[8]这些歌谣中的大部分，后来结集成了《吴歌甲集》，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歌谣专集”中的第一部正式出版。这部歌集，在记录方法之严谨确当、编纂体例之系统规范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