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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学科初始阶段，大多学者的搜集工作集中在家乡进行，大概同相关经验的积累比较欠缺、研究者缺乏专门的调查时间因而接近其他地区风俗的机会相对较少、以及故乡对于搜集者有着各个方面的便利等有关。随着学科的发展，随着民俗学运动的主要人物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以及研究程度的日益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进行了关于自己家乡或民族以外的调查和研究，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相关著作，例如顾颉刚的《东岳庙的七十二司》、《妙峰山》、杨成志的《安南人的信仰》、江应樑的《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瑶人之衣饰》、钟敬文的《金华斗牛的风俗》等等。但是，家乡民俗的研究，却仍然在学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从民俗学发轫之初就形成的传统，实际上一直贯穿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今天的情形来看，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民俗学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家乡民俗为研究对象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样的资源优势。在高校，不少民俗学研究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是关于自己家乡乃至自己家人的调查和分析。[9] 这种传统的延续，同家乡研究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优势有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讨论。此外，它也同学科主要领导人物长期的重视、倡导有关。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钟敬文先生的身上。 显然，钟先生早期在家乡进行的民间文学搜集活动，对他后来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思想乃至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年时期，以耄耋之年继续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钟先生，在不断积极探索学科前沿问题的同时，始终对扎实的田野工作颇为重视，他曾在多种场合，高度评价了那些经过踏实调查写出高质量的民俗志的地方学者，认为他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们的研究，其中有的甚至比后者的价值还更为重大。由于钟先生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这种评价，既极大鼓励了那些在各自家乡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也无形中进一步推广了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另一方面，在指导研究生时，钟先生则十分重视培养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学生，他希望这些民族能够有自己的学者来研究自己的民俗。同时，对于学生们进行本民族或自己家乡民俗研究的意愿，他也予以了积极的引导、支持和鼓励。 钟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缘于他对研究者进行家乡研究的重要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引用柳田国男的说法，以“土著之学”来概括这种研究，并指出，作为当地人来研究当地的民俗文化，占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从小就见闻、经历过这些文化现象，能够容易而又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因此，这种研究在民俗学领域是值得提倡的。[10]这一概括，可以说是非常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了民俗学家乡研究最为关键的优势。 然而，可惜的是，除了钟先生的这种论述，对于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家乡民俗研究，向来却鲜有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