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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现代民俗学兴起之初，民俗学运动的领导者就已经认识到了实地调查对于学科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11]同时，对于调查、搜集的许多技术性问题，他们也都给予了积极的探索，并制定了切实可行而又周密的规则，其中的一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也十分高明。例如，要求搜集歌谣时“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es尤佳”，“有其音无其字者，当在其原处地位画一空格如□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e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12]等等。但是，关于田野调查的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却始终没有深入的论述。洪长泰指出： 在采集技术或研究理论的方法上，无论中文著述或外文译作，都缺乏学科专业化的东西。这个漏洞说明，这一被当代民间文学界视为关键性的方法论问题，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中间还考虑得很少。他们不曾发生这样的疑问：面对歌谣、传说、谚语等不同的民间文学体裁，是否需要采取不同的收集整理方法？收集者怎样才能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在不致使农民惶恐、掩饰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怎样才能使民歌手信任自己，在自己面前摆脱羞涩陌生的感觉，放声演唱他们心中的那些从前被嘲弄的民歌？人们是否应该接触男性、女性和儿童等不同对象以获取不同的信息？是否应该记录每个原始讲述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背景（经历）？收集者在收集之前，是否应该先熟悉当地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中，怎样解决语言障碍问题？以及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才适当等等。[13] 这段话中的一些提问，是非常切中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要害的，而这样的一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在中国民俗学领域得到很好的解答。也许，我们可以说，因为早期中国民俗学的许多参与者都是以“局内人”（insider）的身份进行搜集工作的，所以不存在如何使自己适应调查环境和调查对象的问题，或者至少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十分紧迫，而相关的解答自然也就不会很多了。但由此却又引出了我们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研究者进行家乡民俗研究本身可能存在的困难、优势以及它的特征等等，为什么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探索呢？ 其实，在进行民间文学搜集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还是遇到或意识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常惠谈到，刘经庵在河南调查歌谣时，“去问男子，他以为是轻慢他，不愿意说出；去问女子，她总是羞答答的不肯开口。”常惠先生自己，“到民间去搜集，大概总是不肯说的多。不是怕上洋报，就是来私访的，或者是失了他自己的体统……我到家中去访问歌谣：有的说我是孩子气，有的说我是疯子。只有我的侄女还肯给我唱了很多……还有一天，一个要饭的在门外唱，我就把他请进来，倒闹得他立坐不安了。但他着实给了我不少的材料。”[14]何植三则谈到，自己在回故乡时，也极想搜集一些歌谣。但故乡正闹土匪，人心惶惶，人们平常谈的都是木壳枪的用法和火药的制造法，他去向他们请教歌谣，结果被当作怪人和不识时务的傻子看。后来他在嘉兴亲戚家，听见小孩子唱歌谣，可是不懂嘉兴话，“只得用蜜语哄，许买橘子，请唱一句记一句。”但记了一半，亲戚插了句话，孩子便再也唱不下去，怎么哄也不起作用。他由此得出这样的可贵认识：“歌谣是情感所产生，故它的复现，须唱者兴致激发、随时随口唱诵，我们遂得乘机记录；否则，他们固然记不起来，我们也无从记录。但这与时间很有关系，非寄迹民间，随时随地留心，当件终身事业做不可……”[15]而研究者在自己家乡进行调查，还可能遇到在其他地区不一定遇到的困难。为《歌谣》周刊积极投稿的昆明学者孙少仙，就曾谈到，自己在家乡搜集并发表歌谣，招惹了乡人的不少误会。有人写信给他，说：“社会上有许多人咒骂你，古人说得，‘丑猫丑狗护三村。’你读了十多年的书，干吗连这点都不知道？你投些歌谣登载出来，成什么体统？我们几十村的坏处，你都告诉全国人知晓……”甚至还有人因为他刊登了一首关于那人的歌谣而威胁说要报复。[16]这诸多在采录搜集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以及相关的心得，本身就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经验，就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困难做深入的探讨，应该是可以发掘出一系列的理论来的。但是，这种工作却并没有展开。 这种状况，大概主要是由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歌谣学运动的发起者，虽然强调搜集歌谣有“学术的”和“文艺的”两个目的，但他们对于“文艺的”目的，也即建设“民族的诗”的热情，显然要远远大于前者。其次，民俗学运动开始之时许多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学者，其注意力并没有完全集中在民俗学学科的建设方面。这些学者，大都来自于其他的学科，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民间文学、民俗给予了关注，比如，或者关心其中的史料价值，或者关注其中的方言方音特征，等等，而对民俗学本身的思考却并不很充分。第三，同学者们对于民间文化急剧消失之状况的担忧以及对搜集和保护这种文化之紧迫性的强调有关。他们认为：“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如果现在不赶快的去搜寻，再等些年以后，恐怕一首两首都是很难的了。”[17]这就使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抢救”歌谣作品之上，而无暇顾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状况，使得中国民俗学丧失了不断进行自我总结和反省的机会，可以说也是造成当前我们的民俗学理论建设十分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