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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庶 人们常说宋朝“积弱积贫”。是否“积弱”暂且不谈，单就“积贫”而言，绝对是后人的偏见。因为事实上，宋朝乃历代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汉朝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再据《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可知汉之“百金”（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一千贯钱。换言之，在汉代，1000贯钱是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量，即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为100贯。 那么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一位北宋人说：“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1000贯。另一位南宋人说：“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可见，家产3000贯才称得上中产。换言之，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一位叫作吴箕的南宋人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资。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在宋朝不过是一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 同样，唐人眼中觉得惊艳的富贵之物，在宋人看来，则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唐朝有个诗人贯休，写了一首《富贵曲》，说“刻成筝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筝十分考究，筝柱上都刻满雁纹。沈括对此很不以为然，说：“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这样的古筝，宋朝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何足挂齿？又有一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也写了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沈括也嘲笑诗人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 唐德宗年间，由于朝廷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决定向长安的商人“借钱”。说是“借”，其实跟抢差不多，“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哪个不乖乖掏钱，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也才“借”到80万贯。可见唐代长安的商民并不富有。无独有偶，北宋庆历年间，因为与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于财用”，三司预算下来，尚有数十万贯的财政缺口，“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政府只向京师数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内便筹借到数十万贯钱。唐宋之间民间财富储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来看明人王鏊《震泽长语摘抄》中的说法：“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指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库皆空。”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说：“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赢余之财，此则何也？” 如果觉得时人的感受缺乏说服力，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从唐至宋，铸币量出现了一个飞跃。而从宋到明，则出现了一个大倒退，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虽然十六世纪开始从海外流入大量白银，但流入白银的总价值也不过相当于北宋的铸币量。有收藏古钱币经验的朋友一定知道，宋钱制作精良，却不甚值钱，因为存世量太大了。不过在宋代，则常年闹“钱荒”，货币不够用，由此也可以想见宋代的经济总量之巨。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的2.88两，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则指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第一版，定价：79.8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