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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媚道的社会背景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致爱巫术也不例外。但是，没有成效的技艺，为什么在汉代颇为流行?汉代人为什么对此如此恐惧?显然，这需要从汉代巫术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如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在上古文明的发展史中，巫术都是先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巫术已与国家生活密不可分，比如祈雨止雨、祭祀驱鬼等等。汉代巫术仍然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太到国家祭祀、小到民人嫁女、生子，都与巫术直接相关。我们以汉代生活中较为多见的几中巫术来说明： 1、祝诅术 在媚道中，最常见的施术方式就是祝诅。事实上，祝诅在汉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驱鬼、治病、避盗很多时候都用到此术。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就有不少用祝诅治病的方子。举《五十二病方》中的两个例子： 婴儿瘛：……祝之曰：“喷者豦(剧)喷，上如(彗)星，下如(欰)血，取门左，斩若门右，为若不已，磔薄(膊)或市”……(按：大意是令瘛鬼停止伤害小儿，否则将杀之，陈尸于市) (漆)：唾曰：‘贲欠，桼(漆)’，三，即曰：‘天啻(帝)下若，以桼(漆)弓矢，今若为下民庀，涂若以豕矢’。以履下靡(磨)抵之。(按：大意是唾一口唾沫，大呼一声“漆”，共三遍，祝辞说：“天帝让你漆王漆弓矢，没让你害人生疮，你害人生疮我就用猪屎涂你。”祝毕以鞋底磨疮)。 还有祝盗方。如息夫躬曾寄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就日夜守候，想要偷盗。有人教给祝盗之方，于是息夫躬：“以桑东南指枝为匕，画北斗七星其上”，披散着头发，持匕祝盗。祝盗方式可能与祝诅害人在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后来，有人告发息夫躬“候星宿，视天子吉凶，与巫同祝诅。”息夫躬死于狱中。 还有诅敌术。如丁夫人、虞初、范夫人都是会诅敌之术，曾诅匈奴、大宛等。匈奴也用此术，但与汉人的祝诅法不相同，如武帝时，匈奴常将马前后足缚住，置汉军城下。汉廷上下都认为“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后来从俘获的匈奴人身上，才知道是“诅军事”用的巫术。除此之外，匈奴也常“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 当然，祝诅术不仅仅用于正面，见于史册的祝诅更多的是以害人为目的的，并成为汉代的重罪之一。如阳河侯仁“与母坐祝诅，大逆无道，国除”；侯蒙“坐祝诅上，大逆，要斩”广陵王胥“坐祝诅上，自杀”；东平思王宇“坐祝诅上，自杀”和帝时阴皇后，见邓贵人“德称日盛，不知所为，遂造祝诅，欲以为害”等等。 有时，巫蛊也与祝诅罪名互换，像《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记载韩兴“坐巫蛊诛”，《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则说“坐祝诅上，腰斩”；《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云郦终根“坐巫蛊诛”，《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则说“祝诅上，腰斩”等等。由此可见祝诅常常与以偶像攻击为特点的巫蛊共同使用。实际上，其他各类巫术也多杂以祝诅，像降神、房中、求雨、卜筮等。 2、降神驱鬼 汉代人普遍信仰鬼神的存在。天下初定，高祖就在长安“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分别奉祀不同的神灵。汉武帝时更是出现了创立新祠的高潮。之后各帝时罢时复，成帝时为了生育子嗣，先后恢复了甘泉泰峙、汾阴后土等祠。哀帝因身体多病，怕得罪鬼神，又复旧祠，时达700余所)。这是国家对鬼神的敬畏。民间的鬼怪则更多，仅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就有丘鬼、刺鬼、阳鬼、哀鬼、游鬼等71种鬼。可见，秦汉人的生活中鬼神无处不在，为了求得神灵的佑护，就有了降神之术；为了赶走害人的鬼，就必有驱鬼术。 广陵厉王刘胥，就曾让楚地女巫李女须下神，《汉书·武五子传》载：“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即认为汉武帝的魂灵附体于女巫，并说让刘胥为天子。《景十三王传》提到江都王刘建，也曾和王后成光一起让“越婢下神，祝诅上”。正因为时人相信神鬼可以在一定的法术下降临，才有了汉武帝时“见鬼”的闹剧。降神有专门的“鬼神方”，且不是一般的“巫”就能降得了的。驱鬼就容易多了，像《日书·诘》就是专门讲驱鬼之术的。大体上是用一定的辟邪灵物，如桃木弓杖、桑枝、桑皮、牡棘、黄土、灰土、犬等，或避鬼或驱鬼。这一类的灵物同样适用于致爱术，如《杂禁方》提到治夫妻相恶，在门上涂泥五尺见方。后来的《枕中方》还提到：“嫁妇不为夫所爱，取床席下尘著夫食，勿令知，即敬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