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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第五章总结时曾经展示过，在1100年之前，这一传说的很多元素甚至结构类型(“决定自身幸福的公主”型故事)其实是可以找到更早的记载的，但因为无法分辨出其与妙善传说的直接关联，作者就断然将他们舍弃了，而确定以蒋之奇1100年的碑文为起点，因为它是一切后起写本的“祖本”，哪怕这个碑文我们其实无法知其原貌，也必须费尽心机地将它“重塑”出来，从而达到他预定的范围：“它的写本包含一从特定的地域情况发展为普遍流传的完整历程。”(31) 终点的选择并不像起点这样唯一而确定，事实上，各地的妙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笔者在白茆地区就看到过很多种《香山宝卷》的宣卷台本。杜德桥之所以选择《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为终点，是因为在广泛流传的写本已经基本定型的前提下，某些改写本就显得特别醒目了。而所谓“改写本”，作者将之定义为：“作家有意识的根据个人的看法或喜好来重塑妙善故事。”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改写本”都可以被揽入研究范围的，比如17世纪张大复撰写的剧本《海潮音》，就被杜德桥摒弃了，因为它完全只是个人的创作，“没有证据显示它曾盛行于世或广为人知”。而《观音济本愿真经》，是先天道的教派宝卷，可以证明它不仅“传播范围相当广，同时对故事的处理也与早期材料不同”(32)，这才是作者需要考察的改写本，因为他预设目标是：“然而一长串的文字资料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较概括性的看法：即将一传统视为在一长久时期，一广阔地域，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持续不断的流传。基于这种观点的研究，与将范围限定于某一情况作抽样性的论证，自是极端的不相同。由于它将范围定得极大，最后必然无法考虑到地方上特殊事件所呈现的无数直接与多变的细节。这种研究旨在体认广泛而又基本的主题。”(33)可见，妙善研究是站在普泛性的立场上去体认“广泛而又基本的主题”，所以对于像《海潮音》这样纯粹个人化的改动并不关心，甚至对于“地方上的特殊事件所呈现的无数直接与多变的细节”也只能弃而不顾了，作者绝不会在同一次研究中去为它开辟一个类似“地域的系统”那样的地方性话题，这与顾颉刚竭泽而渔式的传统治学心态迥乎不同，而这样的差异，或许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分别。 正是有了这样的方法论设定并落实为比较合理的起讫边界，所以才成就该研究既有每个局部的星光点点，又有整体上的一以贯之。当然，这样的个案并不是随手都可以拈来的，它需要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具有深远的预见性和判断力。作者在全书结尾处自我评估说： 对现代学者而言，妙善故事的代表性特别具有价值。它的内容单纯，形式简朴，在考证与版本研究方面没有太大的困难(这方面的若干限制前已提及)，使我们能对一个传说如何进入民间传统而成立其地位作全面的观察。故事所接受的影响在其藉以流传的媒介上反映出来：民间的宗教及仪轨作品、小说、戏剧、歌谣。妙善的故事在整个民间传统里或许比较不特出，但它确实适合于研究与分析。中国的民间传统的大部分材料看似支离破碎，难题重重，我们的讨论或可以对整理条贯的可行性提供一点希望。(34) 也就是说，像这样一个精巧的个案，在材料、考证等方面是有其机缘凑泊的偶然性的，也许并不适合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推广运用到任何一个传说故事的研究，但笔者认为杜德桥最后的建议是很中肯的，他提示我们如何根据材料的客观条件，自己设计出具有意义的研究目标以及与之匹配的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沿用既有范式，哪怕这一范式曾经无比辉煌。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思，笔者认为该研究的界限，本身就提示了我们一种大可生发的研究思路——传说写本的地方性研究。 前面说了，《妙善传说》是站在普泛性立场上的，所以他割舍了“地方上的特殊事件所呈现的无数直接与多变的细节”，但假如我们站在地方性的立场上，那么，这些细节摇身一变就显得光彩四射，充满学术魅力了。《妙善研究》中对这一立场也是有所揭示的：“我们没有对私人及地方性的衍本作孤立的研究：这些应该属于区域研究的范围，需要在实地搜集特定材料，并根据所有相关的区域情况作出解释。”(35) 边界好比是隔开两间房间的一堵墙，对于《妙善传说》来说是墙外的地方，对于别的研究者来说，又何妨占为己有、当作自己的家呢?在笔者带领学生于洪洞县进行“接姑姑迎娘娘”活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除了有大量的口头传说之外，还有很多传说写本，这在别处是很少见的。于是笔者让学生王尧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搜集与研究，并借鉴《妙善传说》中的“写本”概念，最后作成了硕士论文《民间传说的内部写本研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圈为中心》。 注释： ①原文载《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事实上，关于《妙善传说》的书评，笔者目见的还有几篇，中文的有赖瑞和《妙善传说的两种新资料——评杜德桥〈妙善传说〉》，台湾《中外文学》第9卷第2期，1980年。英文的有Victor H. Mair所写，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9, No. 1(Jun., 1979), pp. 215-218; Anna Seidel所写，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4(Aug., 1979), pp. 770-771; K. P. K. Whitaker所写，见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42, No. 1(1979)，pp. 193-194; W. L. Idema所写，见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66, Livr. 4/5(1980)，pp. 286-288。因为它们都从历史学、宗教学、汉学等其他方面着眼，与本文宗旨关涉不大。 ②[英]杜德桥：《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李文彬等译，第5页，台湾巨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