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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坚即被认为是元末昆山腔的创腔者。元代人称散曲套数和杂剧为“乐府”，顾坚的《风月散人乐府》8卷，应是散曲集；作者将自己的作品集《风月散人乐府》和《陶真野集》明确分开，则后者应是模仿民间“淘真”形式的作品集。这条记载中的杨铁笛，即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浙江会稽人。据明万历间臧懋循（？—1621，浙江长兴人）《负苞堂集·文选》卷3〈弹词小序〉载： 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騃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难吴中时为之。间闻有《游侠》《冥游录》，未可得，今且刻其存者。 同卷〈《游侠录》小引〉说： 余少时，见卢松菊老人云：杨廉夫有《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录各四种，实足为元人“弹词”之祖。每恨无门得之。后四十年，而得《仙游》《梦游》二录于里中蚕妪家，校刻行世矣。又十年，岁壬子，以采茶过寿圣寺。……忽竖子坠阁下，云承尘中多藏书。……亟命检之，则所谓《侠游》者在焉。读其书，较前二录小异，而豪爽激烈大过之。摸写当时剑仙诸状，若抵诸掌。诚千古快事！ 臧文提到的杨廉夫（维桢）“四录”，是在元末“避难吴中”时所作。与《南词引正》所载一起来看：顾坚作过《陶真野集》10卷；杨维桢当时与顾坚为友，他也取唐人传奇故事模仿民间陶真的形式作此“四录”，并非没有可能。但元代文献中尚没有“弹词”之名，臧懋循说杨维桢作的“四录”是“弹词”，是明代中叶后的看法。顾坚的《陶真野集》和杨维桢的“四录”都没有传本，但从顾自称其作品为“陶真”，且为“野”集；后人视杨的作品为“弹词”，称这些作品“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騃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动于心”，可知它们确系模仿民间七言诗赞体的通俗文学读物；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一带民间流行这种文体的说唱艺术。 明代中叶后江浙地区的许多文献中，把“陶真”落实为民间盲艺人演唱的一种说唱艺术及其唱本。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中说：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佑）〈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宵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另外，明郎瑛（1487-1566，浙江仁和人）《七修类稿》卷22〈小说〉条中说： 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 明周楫《西湖二集》卷17《刘伯温荐贤平浙》“入话”中说：“那陶真本子上道：‘太平之时嫌官小，离乱之时怕出征。’”。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明代的“陶真”有以下特点：它是宋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说唱艺术，所唱“古今小说、平话”的题材也多是宋朝故事；陶真的演唱者是男女盲人，他们以此为谋生的职业；陶真的伴奏乐器是琵琶；陶真唱词是七言诗赞体，唱本开头有“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之类的套头话。《西湖游览志余》引明初瞿佑诗，说明明初在河南开封地区也流传这种说唱形式，但南北方的方言差别很大，他们演唱的曲调会有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