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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秦始皇“夜出逢盗兰池”的记载。据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一》写道，秦始皇引渭水为兰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兰池的规模和石鲸的尺寸可能都是传说。《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说，汉武帝作昆明池，池中有“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鬛尾皆动。”《初学记》卷七引《汉书》及《西京杂记》，也有“刻石为鲸鱼”的说法。出土于汉昆明池遗址的石鲸实物，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鲸的雕制，应当有对于真实鲸鱼体态的了解以为设计的基础。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对“海出大鱼”的观察和记录。 《淮南子》“鲸鱼死而彗星出”的说法为纬书所继承，其神秘主义色彩得以进一步渲染。《太平御览》卷七及卷九三八引《春秋考异邮》都说到“鲸鱼死而彗星出”，卷八七五引《春秋考异邮》作“鲸鱼死彗星合”，原注：“鲸鱼，阴物，生于水。今出而死，是为有兵相杀之兆也。故天应之以妖彗。”其中“出而死”的说法值得注意。《论衡·乱龙》：“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这些有关“鲸鱼死”的观念史的映象或者自然史的解说，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一现象是熟悉的。张衡《西京赋》所谓“鲸鱼失流而蹉跎”，则是文学遗产中保留的相关信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中“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人鱼似鲇，四脚。”《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徐广语则说：“人鱼似鲇而四足，即鲵鱼也。”同卷引崔豹《古今注》：“鲸，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其雌曰鲵，大者亦长千里。”《太平御览》卷八七○引《三秦记》则直接说：“始皇墓中燃鲸鱼膏为灯。”很可能体现了对“死于海边”的鲸鱼形体有所利用的记录，又有《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魏武四时食制》：“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丈，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为矛矜。”又木玄虚《海赋》：“其鱼则横海之鲸，……颅骨成邱，流膏为渊。”曹毗《观涛赋》形容“神鲸来往，乘波跃鳞”情形，也说到“骸丧成岛屿之墟，目落为明月之珠”。任昉《述异记》：“南海有珠，即鲸鱼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此说鲸鱼瞳珠出自南海，而《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列传·黑水靺鞨》记载：“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则说北海事。也许鲸鱼“死岸上”情形，在许多沿海地方都曾经发生。 正史中汉代以后鲸鱼集体搁浅的记录，又有《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鱼十二头入会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余丈，小者十余丈，一入山阴称浦，一入永兴江，皆暍岸侧，百姓取食之。”《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开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鱼长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义，民杀之。”前者言“暍岸侧”，后者说“民杀之”。大概所谓“民杀之”者，也是在“大鱼”生命力微弱时才能实现。这两例被传统史家看作“鱼孽”的事件，都是鲸鱼闯入内河死亡，有鲜明的特殊性。或许沿海地方的类似发现，已经不被视作异常情形为史籍收录。也可能在历代史书《五行志》作者的心目中，曾经发生的此类现象没有对应的天文现象与人文事件可以合构为历史鉴诫的组合。如果确实如此，则《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北海出大鱼”和“东莱平度出大鱼”的记录，更值得研究者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