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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史诗研究的主要问题 史诗文本、类型学 、形态学、传播学研究，歌手及其表演研究，这些“中国史诗学”子课题，它们的共同面对的是口头传统。这是由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1）口头诗学方法论研究。系统研究口头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范畴。对口头诗歌的叙述单元、结构、文体模式等基本概念进行科学界定。从歌手的表演的角度，重点讨论口头诗学的程式、主题、本文概念；史诗传统的演进模式、本文化过程；史诗的故事模式等问题。口头诗学研究强调比较的方法，该方法以文本、文类、传统为依据，目的在于探讨口头传统的内部运作过程，揭示口头传统的创造力量。围绕表演中的创作这一核心命题，主要探讨：田野工作的意义；主题和程式；传统与创新；口传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体；作者和本文；共时与历时的方法论。8 （2）史诗创作、表演、流布与史诗传统的演化模式研究。我们可以某一史诗传统内部获取证据，研究史诗艺人的类型与史诗演唱制度的关系；宗教（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对史诗表演传统的作用。研究艺人的职业化和表演的形式化直接导致史诗传统的演化和史诗的文本化；在口头演唱和抄本共存的阶段中，口头创编如何转化为抄本的？对于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和吟诵艺人来说，书面文本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民族民间关于史诗传统演进的神话学的解释？ （3）史诗类型学研究。史诗的根是神话，神的故事演变为人类的故事，史诗的世俗化导致英雄歌的产生，并且与族群认同联系起来。因此，十九世纪欧洲学者根据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界定史诗类型，提出“原始”、“创世”、“英雄”、“民间”、“民族”“神话”等史诗类型概念。根据长度来划分大、中、小型史诗类型。中国各族史诗传统十分复杂，反映的历史社会形态各异，以上概念以及创世神话、氏族复仇、族群迁徙等内容，不能说明史诗作为文类、作为口头诗歌本质特性。我国史诗类型的发展是动态的，各种类型的史诗同时并存，不是线形发展模式。蒙古、藏族、彝族等民族的史诗传统的历史形态和文本形态差别很大，说明比较研究除了以文类、文本为依据之外，还要考虑到传统这一要素。类型学研究包括口传史诗文本类型和属性研究。探讨文本记录方式和整理状况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要性；阐述口传史诗的基本属性。以蒙古史诗为例说明以下五种文本类型的内涵：转述本，口述记录本，手抄本，现场录音整理本，印刷文本。试图在史诗传统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揭示这些文本类型的意义。从蒙古史诗表演传统的角度，研究史诗的文本属性，它包括对口头创作形态学意义上的文本、互文本性现象、文本与语境的关联等问题的研究。 三、比较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史诗研究 口头传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文化的规范往往是通过它来传递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运用到那些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口头文学的研究中去，这包括世界范围的史诗传统。晚近民俗学提倡以文本、文类（史诗、传说、故事、歌谣）、传统（语言、文化、社会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开展比较口传统的研究，特别强调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的研究。像藏族、蒙古族、彝族这样一些民族，他们的口头传统各有其独特性的方面。对独特性的解释要充分考各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同时又能够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找到可以提供比较的共同的点。以下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 （一）文本研究 史诗可以被定义为最初由讲述者、游吟诗人或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表现的长篇英雄诗。在这样的口头“文本”中，我们可以识别与文本本身相关的要素与特征，还有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特征。史诗文本在语言使用或特定语言表达手段上具有鲜明的特征。一个文本可能包含一些固定的程式，或者其它的程式，一组诗句或者某种特征鲜明的表达；重复、韵律、节奏；一种显而易见的“散文”叙事与“诗歌”的交替使用。《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涉及了蒙古、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也在论述之列。这样大范围的比较研究是以五个层面来展开的：程式(formula)、主题(theme, typical scene)、歌(song)、语域(register)，这些叙事单元，它们在不同传统之中的具体形态是不同的，具体到每个传统，程式的界定是不同的。（朝戈金, J. M. Foley：《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原载《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王邦维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玛纳斯》史诗的结构和内容，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程式化结构是《玛纳斯》史诗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程式化语词则是史诗中能够被歌手自如调配和运用的主要因素。《玛纳斯》史诗的表演是一个综合性的展示过程，具有复杂的艺术表演形式。对于口传史诗《玛纳斯》来说，印刷文本只是传统的、活形态表演形式的一种不完整的替代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的口头性特征》，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起兴、祈祷、介绍、正文及结尾。除正文外的其余四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该史诗继承了藏族古老的叙事传统，如由远及近、由上至下以及由虚及实的叙述顺序；普遍采用多段回环体的形式，大量运用顶针、连词重叠、交叉重叠甚至全句重叠等修辞手法，使这部看似篇幅浩繁、结构繁复的史诗，在其内部结构上具有独特的叙事规律，即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而艺人在这一范围内又有较大的灵活性，掌握这些规律和具有固定表达方式的程式，使民间说唱艺人用大脑记忆这部长篇史诗成为可能，也是艺人记忆史诗的关键之所在。（杨恩洪《关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叙事结构研究》，原载《口头传统》（第16卷，2001年第2期）：“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斯拉维卡出版公司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