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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火教与突厥之兴 长期以来，尽管有学者钩稽文献史料，对古代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并因之勃兴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探讨，[70]但由于缺乏文物实证，并未成为学界定谳。现在，带有鸟身祭司图像的葬具在漠北突厥故地被发现，填补了古代突厥史研究的一项史料空白。有关突厥人与粟特人的历史联系，乃至于至少在精英层面形成了一种混融的种族文化关系，最近已有法国人魏义天的系统研究。[71]我这里只就突厥人的拜火教信仰作进一步的论证。 还在突厥汗国建立（552年）之前，就有拜火教徒在草原上活动，这已经为1999年在太原发掘的虞弘墓所证明。虞弘墓最早出土了有鸟身祭司的葬具，而其墓志记载：“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72]据考释者的意见，虞弘本当姓鱼，以国为姓，如《隋书·虞庆则传》：“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赫连氏指十六国时期由匈奴铁弗部酋长赫连勃勃以统万城（今陕北靖边红墩界下城子）为中心建立的夏政权（407-431），可见很早就有鱼国人在北方部族中活动。墓志又说虞弘的祖上“派枝西域”，为“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弘“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由此可知，虞弘家族是从西域东迁而来，所谓“鱼国领民酋长”也就是由鱼国来的移民聚落首领，与出土墓志、文书中常见的康国大首领、本蕃大首领等同属一类。茹茹即柔然。鲜卑拓跋部南下以后，柔然兴起于蒙古高原，势力扩张西面到达焉耆，影响远及中亚北部草原。墓志反映出，虞弘家族和同时代往来东、西兴贩贸易的许多粟特人一样，也经常在不同的部族和国家间充当使者。 虞弘字莫潘， 应该就是拜火教里高级祭司mōbad的音译，该名称源出于古代波斯的*magupati，本意为穆护首领（祭司长）。[73]鱼国究竟在哪里，学界言人人殊。我认为，墓志中的鱼国城名尉纥驎可拟测为*ʔut γət lin，[74]此读音不难与Gurgāndj/Ürgenč一名勘同。众所周知，Gurgāndj/Ürgenč就是古代Khwārazm的首府，地在阿姆河下游三角洲。[75]Khwārazm唐代译称货利习弥、火寻等，迄蒙古征服仍称花剌子模，此后渐以Khīwa知名。Khwārazm/Khīwa这一地名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怎样复杂的民族文化过程，现在都很难确切考知了。[76]无论如何，虞（鱼）字古音可拟测为*ŋĭwa，[77]这一读音要和Khīwa一名勘同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因此，我倾向于认为鱼国就是古代的Khwārazm/Khīwa。柔然在西域与嚈哒对立，要想通使波斯，不得不绕道更远的Khwārazm/Khīwa，这可能也是虞弘为柔然使波斯的原因之一，绕行之地是他的故乡（鱼国），往来路线为他所熟悉。 有的汉文文献将火寻（即鱼国）列为以粟特人为主的昭武九姓之一，[78]这反映了两地在历史上时有分合的情况。[79]据研究，Khwārazm很可能是印度-伊朗人（所谓亚利安人Aryan）的摇篮，也是他们分道扬镳的起点。[80]同时，这里很可能也是拜火教的发源地之一。[81]无论如何，如英国东方学家博思沃斯所说：“Khwārazm是否就可以比定为《阿维斯塔》里的‘亚利安居地’Airyannem vaeğo, 即如马迦特（J. Marquart）等所坚持的，比定为古伊朗圣书的故乡，虽未经证明，却也不无可能。恒宁（W. B. Henning）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阿维斯塔》中的最古老部分即《伽萨》，是在呼罗珊北部即末禄（Marw）和也里（Harāt）地区撰作的，也许当时那里是Khwārazm的前阿契美尼德王国的一部分。”[82] 据前苏联东方学家加富罗夫的说法：古代花剌子模人的宗教观念“首先表现在对不灭之火的崇拜上，表现在对农业和畜牧之神的崇拜上，在具有宗教仪式特征的小雕像中，马的雕像和马头雕像占多数。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是狮子像，同前者一样，它是祭祀太阳神的要素。此外，还时常能见到阿娜希塔和她的伴侣肖瓦赫什的像。”[83]阿娜希塔（Anahita）女神兼具母亲女神、河水女神从而丰产崇拜等神格，在拜火教里地位崇高，曾和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一起被古代波斯帝王尊为三联神（triad），跟斗战神一道成为普遍供奉的主要对象。[84]根据这些情况，我甚至怀疑唐代之所以把Khwārazm用汉字音写为“火寻”，很可能也有音义兼用之意，如今天港澳台地区常见的做法。 总而言之，如我曾指出的，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关于突厥人占领了朱里章河流域（Gurgān/Djurdjān, Khwārazm以南[85]）才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拜火教的说法应该修正[86]。拜火教早就被活动在北方部族如柔然等治下的中亚移民聚落如虞弘家族等带到了草原上，这就给突厥人提供了机会。这里我还要指出，就我们正在讨论的拜火教形象艺术的流播而言，伊朗安息王朝（前247-226）的宗教艺术传统非常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古代波斯对显贵的灵魂崇拜演变成了偶像崇拜，贵族、祭司们的瘗骨石室发展起了华丽的装饰，装饰图像仍然带有希腊化的艺术风格，而其内容则很可能包括了以塞种英雄鲁斯塔姆（Rustam）故事为主线，融合了拜火教神话传说的传统史诗情节。[87]尽管后来的萨珊王朝反对偶像崇拜，却只是在祭坛上代之以圣火，将神祠代之以火庙，而图像艺术仍然继承了安息的传统，尤其是热衷于图写王者显贵的战阵之状。[88]我们前面提到，古代波斯由于“王者灵光”观念而保存王者遗体的习俗早就传到了草原上。而据最近的研究，毗邻里海东南安息王朝隆兴之地的Khwārazm正是南部绿洲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一个要道路口。[89]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本“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552年破茹茹（即柔然）建国。近代学者研究，汉文“突厥”是突厥语Türk的复数Türküt的对音，单数Türk则音译为汉文“铁勒”。[90]显然，突厥和铁勒原本并无二致，铁勒是古代操突厥语人群的一种泛称。那么，由专名突厥所代表的族群是怎样从一般的铁勒人中区别出来的呢？换言之，突厥凭什么能从铁勒人中兴起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人群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改宗了新的宗教即拜火教，从而突破了旧的社会传统，获得了族群凝聚的新的精神力量。关于这一点，在史料记载有关突厥起源的各种传说中都有反映。《北史·突厥传》记载了突厥起源的三种传说：①狼生、②平凉杂胡、③神女之子，我们以下稍微作点分析： 学界对第②种即“平凉杂胡”说讨论较多，一般都认为这反映了粟特人早期与突厥人的密切关系，甚至是一种混生融合状态（mixed milieux），以及粟特商人在突厥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91]。与第③种传说有关，戈登（Peter B. Golden）研究了大部分早期突厥可汗的名称，发现几乎全都不是突厥语。[92]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显然是较早的母系社会里，一个首领——纳都六设是从外部引进的。统治者外来起源的主题相当普遍地见于许多文化之中，他往往具有拯救的力量。在建立王朝过程中，外来者和土著经常一起创造或利用部落神话制造一种强调自己崇高尊严的意识形态，以此赋与土地和族群神圣性。这在种族（ethnicity）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93]我同意戈登关于神话在政权建立从而种族形成过程中作用的观点，不过，要判断神话与宗教的关系，还是要分析神话内容本身。 《北史·突厥传》（《周书·突厥传》同）记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占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都六即阿史那（可汗始祖）之父。所谓兄弟七十人是否暗示拜火教的圣七位一体（heptad），[94]夏神、冬神或即影指光明与黑暗二主，[95]不得而知。无论如何，种类因火而得以存活，大儿因燃火而得奉为首领，突厥遂兴，这些情况不容忽视。[96]如玛丽·博伊丝所说：“最重要的火为何被奉献给斗战神仍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后来的婆罗钵经文表明，所有的火都被视作为神灵[97]而战的斗士——不仅是在物质层面，抵抗黑暗与寒冷，而且也在精神层面，反对邪恶和愚昧。因而，把其中最伟大的献给战胜（Victory）——凝结着勇气和希望的精神，看来倒是很自然的”。[98] 我们看到，就在这同一个传说里，也出现了①“狼所生也”的说法。过去人们认为，所谓狼生，反映突厥以狼为图腾。我以为，即使古突厥人有过原生态的对狼的敬畏崇拜，也已经被后来的拜火教加以开发利用，从而成为族群勃兴的精神力量。所以，古代突厥人源于狼生的传说也有可能反映了拜火教对天狼星神Tishtrya的崇拜。在拜火教神话里，天狼星是确保云起雨降从而催生化育的神祇，[99]古代波斯帝国时期，它又被比定为水星之神Tiri。“这两个星神除了名字有些相似，还都和雨水的来临有关。于是，水星神的祭祀，即一年一度的叫做Tirikana的庆典，被作为拜火教的重大节日保留下来，但在其所有的礼拜和祈祷中却都祈灵于天狼星神，因而它庆祝的是雨水节，却整个是一场对天狼星神的祭祀活动。”[100]祈雨习俗作为古代突厥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其他族群所了解，9世纪20年代阿拉伯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游记、11世纪初加尔迪齐用波斯文写的《记述的装饰》都记载了突厥人的这个习俗，后者还说其来源于突厥最初首领得到的神谕。[101]值得一提的是，在《阿维斯塔》中，斗战神10种形象中的三种，即长有金角的公牛、白马和十五岁的少年，同时也是天狼星神的化身。[102]斗战神和天狼星神的这种密切联系，对于认识和理解古突厥所谓狼图腾的性质和由来，应该是有帮助的。 有意思的是，牝狼化育形象亦见于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布古特碑。该碑属于突厥汗国早期，用粟特语文刻成，被学界视为突厥人和粟特人早有密切文化关系的有力证据。据研究者介绍，该碑虽驮以龟趺，“碑头上却非中国风格的龙，而以雕成牝狼为特征。无疑，所谓牝狼和人相交是突厥的始祖故事。据轮廓分辨，在残存的碑头上，不但狼的头部和胴体的上部，而且样子是人类小孩手足的东西也可以看出来。因此，这个碑头，描绘的应是牝狼为自己所生人类幼儿哺乳的场面。”[103]其实，该碑行文还有多处显露出拜火教的痕迹，如：<B-1:1-3>[104]：“突厥阿史那部落的国王建立了[这座]‘法之石’（stone of law）”，所谓法或教法，应该就是拜火教的asha即正道，灵光神依首领对其态度真伪决定取舍。因此，“法之石”当释为正道碑。<B-1:3-4>：“天神似的木杆可汗和天神似的莫何他钵可汗”，对已故国王的这种称颂，很有可能是“王者灵光”观念的反映。[105]<B-1:3-4>：“他回到了天神身边”，这其实是拜火教对于死亡的标准表达。因为，正是拜火教首先创立了最后总审判的教条：个体的死亡和审判并不具有绝对意义，正直的灵魂回到天神身边等待最后审判的来临，然后重新与身体结合（瘗骨瓮之作正是为此）而复活，享无量极乐寿于神之无量光现实（upon earth）国度，而不是在一个遥远虚幻的天堂。[106] 这里有必要特别讨论一下布古特碑<B-3:1-2>里反复申述的“他祈神福佑积善之财和宗教仪式”句。实际上，“祈福”（bless）在拜火教里有着特殊的信条（creed）意义。因为，“马兹达‘安排了惩罚’（Yasna:43.5），决定‘每个人的结局将是不同的’（Yasna:48.4）；然而他‘把圣洁与邪恶（之间的选择）留给了人们的意愿’（Yasna:45.9），这就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本质（daēnā-），它导致罪人毁灭（Yasna:51.13）。在决定认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神而不只是伊朗万神殿诸大神之一时，琐罗亚斯德没有采取把他想象为一个全能者的简单做法。据他的天启，此世遭罪和邪恶，以及下世的痛苦折磨，根源都不在阿胡拉·马兹达。神能减小和最终消灭它们，但并不能现在就控制和指挥它们”；“特别是在大流士大帝的那些铭文中，正式把神作为创造者来称颂：‘伟大的神是阿胡拉·马兹达，他创造了这一世界，他创造了彼岸天国，他创造了人，他创造了幸福’（Darius Naqsh-e Rostam:b.1-3）。这最后一句显然是教义的标志，其意义按照琐罗亚斯德的教诲就是：至上之主只是善惠福佑的创造者。”[107]粟特语的βγy“神”这个词当源自古代波斯语的Baga，其本意即善惠、福佑，所以，祈福就是向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祈祷。[108] 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也显示了这一重要的教义标志。《旧唐书·张仁愿传》：“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通典·边防典》突厥中同旧传，唯地名作拂云祠，无神字。不过，“祭酹求福”已经很说明问题。《安禄山事迹》卷上：“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邀福即求福、祈福，总之，绝无诅咒巫蛊之事。同书卷中注文还记载了一段传言：“肃宗恐宗庙颠覆，乃至诚祈一梦。是夜，梦故内侍胡普昇等二人舁一紫鞍覆黄帕，自天而下，至于肃宗前，一素板丹书，文字甚多，所记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时，上天所命，福禄不觑。’”福禄，有解为胡人禄山，我以为解作拜火祈福之安禄山或许更符合谶语机锋。又，《朝野佥载》卷三记：“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109]亦是一证。 本人曾撰有专文钩稽分析文献史料中有关突厥信奉拜火教的痕迹，有兴趣者可以参阅。[110]这里我只想提供一条近年刊布的材料为本节论述煞尾：在山西介休张壁村南有一座可汗庙，该村西场巷有一处狼头石雕。“可汗庙前廊，大明天启六年《重修可汗庙碑记》有称：‘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况神庇福一方’云云”。[111]究竟如何，有待深入考察研究。但是，可汗、狼头、夷狄神、神庇福，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很难认为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