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活态”观念反思传统民间文学理论，也会发现许多缺陷与不足。?例如： 关于民间文学的特征问题。我们历来把民间文学的特征归纳为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等几个方面。但由于对民间文学的“活态”本性缺乏深入的认识，在具体解释上都不能到位，有所偏颇。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地传播着、接受着“口头性”这一常识，却很少有人再去追究“是什么”和“为什么”。似乎它的真意就仅是“口耳相传”四字而已。事实上，“口头性”是一个需要打开的黑箱，从这里进入，由口头而表演，而受众，而场景……其深处直抵“活态”生命场，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集体性是指创作主体，在解释的时候，为了强调集体，就往往忽视和轻视个人的作用，其实在任何一个“活态”的现场，都是作为表演者的个人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而这样的表演者需要特殊的能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代替的。笔者在对叙事诗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在许多阶段都要求具有特殊技巧、技能者的创作，在流传中，也需要有优秀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实际上，个人因素绝非可有可无，而是相当重要，因此仅用“集体性”的理论就不利于更好地揭示民间文学创作的本质，也阻塞了研究者的思路。目前我国从演唱者或讲述者角度进行研究的还很少，大约与此理论有关。而国外情况就不同，阿尔伯特•洛德就专门写了《故事歌手》(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一本专著来研究民间叙事诗的创造过程，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变异性也不止于涉及作品的流传，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表演者面对同一场景、同一受众，由于具体语境、心境的差异，他的两次表演也不会完全一样。正如阿尔伯特•洛德所说，“每一次表演都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歌手的标记”。(《故事歌手》第一章：总论)换句话说，变异的动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活态”生命的本性。传承性则既关乎作品在时间上的承续，又涉及其在艺术上的创新，同样有着许多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所有这些方面，都包含着理论调整和创新的契机。 关于民间文学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是这样解释的：“它指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这里既有一般文艺学的规定——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又有特殊的民间文艺学的规定——“口头创作”，无疑是正确的。但证之以“活态”性，便显出不足。首先，它不止是一种创作，而是集创作、表演、传承于一体的立体综合的艺术形式;其次，这种创作的“口头”特性，也有待进一步阐释——它不仅仅是用嘴巴说话，而是演唱(讲)者以话语为中心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表演;还有，现在学界一般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具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主张代之为“民众”。这样，如何准确定义，又是我们应该很好考虑的课题。 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传统做法，自然是以文字记录为主，而且允许适当加工。但按照“活态”观念，则应更重视音相录制，而且对象不止是表演者，也应该包括受众和场景，要求对现场的忠实记录，这些都是共时态的内容;还要有历时态的内容，例如表演者的家庭历史情况，学习、创作情况，不同场境下的表演情况，以及受众的背景资料等等。对所得资料的整理，应当避免搞多次记录的平均综合，或在各次记录中选优拼合，更不允许随意加工改造，而只能以尽可能准确地恢复原样为目标。 关于研究方法问题。传统的研究主要以书面文本(经整理综合)为对象，相应地其方法也将案头研究放在主要地位。但从根本上说，仅凭案头工夫是无法真正走进“活态”境界的，因此必须引进已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田野作业的方法，并将之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实行田野与案头的结合。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实行田野作业，一些人完全可以利用他人田野作业的成果。但作为学科整体来讲，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就会与“活态”相隔而失却生机;作为学者个人，如欲达致独到的发现和创见，没有亲自的实践恐怕也很难设想，因为他人的描述即使再详尽，已不是“活态”真品，其底蕴的流失在所难免。这一点虽然现在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但真正认真(尤其是按照科学方法)地实行，还有不小的距离，需要大力提倡。 从时间上看，我们的这一转移虽然来得稍迟了点，但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为同西方相比，目前我们虽然理论稍显滞后，但在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上却得天独厚，不仅藏量丰富，且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处于极为有力的地位。这一点，美国学者弗里已经注意到。他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中译本“前言”中就指出：对于口头诗学的未来而言，最紧迫最首要的问题，是急需加强对活形态口头传统进行调查的田野作业。而这恰恰是中国同行们可以施展本领的领域。他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他认为，“如果在未来的岁月中，口头理论能够在多民族的中国，在她已为世人所知的众多传统中得到广泛检验，那么国际学界也将获益非浅。”(该书第11页)不过我想，我们的目标应该不止于让西方学者建构的口头诗学理论在中国得到检验，更重要的是努力在“检验”中有新的发现、修正和创建。这才是我们对世界学坛应有的贡献。 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书面文本的研究已经不再重要，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可以继续;也不是要求所有的研究者都去这样做，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它的先头主力却必须这样去做，不然我们就很难摆脱理论落后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