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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志的历史向度 如前所述，社会学的想象力应包含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是传统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后社会主义社会这三者的叠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诸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既是我们的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也构成巨大的学术挑战，因为若不能洞悉整个的历史过程和逻辑，也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内涵。探讨今日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社会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民族志的历史洞察力可以具体体现为口述历史研究与“过程-事件”分析方法。 历史学家彼得 伯克曾指出，长期以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如布罗代尔所言的“聋子之间的对话”的状态它们被各自的学科范式所训练或“社会化”，因而操着不同的语言，有各自的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心具体细节。双方也因此而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历史学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地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以“科学的”标签的人；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彼得 伯克，2001，2-15）。 这种学科之间相互隔膜和攻讦的状况随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发展而有所改观，这种发展表现为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理论家的“历史转向”，而口述历史研究恰可成为在这两端建立起的桥梁。 自法国年鉴派史学崛起后，传统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存在状态就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占据主流位置的官方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精英史并不是全面的（整体的）历史，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诸如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与传统的主流的历史存在形式书写的历史相对的是口述历史形式，这种形式经常不存在或者只是边缘地、卑微地存在着。而没有这一维度的存在，历史就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由以往的历史我们知道，无论是文字的历史还是口述的历史，书写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而且是权力主导和支配下的建构。乔治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做出的“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陈述，至今依然是历史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权力属性。 保罗 汤普逊毫不违言：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口述史所形成的挑战，部分是由于它与历史的这种基本目的有所关联。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历史证据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样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汤普逊，1999，1-18）。 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汤普逊，1999，18）。就实践来说，人民在重新创造过去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历史。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汤普逊，1999，247）。 在面对普通人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时，我们需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成民族志的洞察力，这一向度的追求旨在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当事人讲述的记录和研究，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这同样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细致描述与理论建构之间进行贯通的能力。 对普通人历史的记录和分析除了学术的内在本质与社会承担方面的意义外，还有着社会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和实践意义。正如布迪厄等在其“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通过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故事，在个体命运和制度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从而突破了所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虚假对立（Bourdieu, 1999）。建立在普通人生活史基础上的访谈文本，正像该书的英译者所言恰如一篇篇小民族志。而研究者与被访者密切互动和深入访谈的方法原本就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看家本事。该研究除了在个体苦难的“社会性”上给予我们思考上的启发之外，其研究的方法论主张也在以问题为中心、打通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关系方面给人以重要启示。 在这里需要提到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两个基本方式是“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ethnographic interview），以往研究者通常会认为“所见”的信度高于“所闻”；但一些研究者也发现，在实地调查中，“眼见为实”并不全然和总是有效。这一方面是由于实践活动和过程的许多方面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例如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商人会把一个民族志工作者带到他与官员密谈的餐桌上去，更不用说带到某些特别的消费场所去，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换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听到当事人讲述的“故事”（Liu, 2002, xiv）。此外，人类学者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观察所见，他需要聆听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需要知道对当地人而言什么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性的，民族志调查从所见到所闻的强调、从观察到倾听的倾斜不仅缘于上述调查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理论关怀相联系，它将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之一”，对叙述的研究，“将民族志描写的重点从一群人的实际经历转向对他们所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释。通过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会”（Liu, 2002, xiv）。进而这种转变也带来方法论上从民族志观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转变对于解释的解释。故事的讲述和解释也是口述史研究的根本旨趣，由此民族志表述与口述史的内在关联和一致得以呈现，而呈现方式则是实验性的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 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两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米尔斯，1995）。民族志不仅是对一地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描述报告，更应该是对其社会与文化结构及其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关系的分析与解释。从一个更具方法论意义的角度而言，过程与结构的关系亦是民族志的历史洞察力所关注的：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对于社会与文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弱点也十分明显：过于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而对社会-文化过程和历史的独特性漠不关心；过分强调社会的一体化，而对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复杂多样性加以删除；过分强调制度的结构性和共时性意义，而忽视制度形成的历史和行动者创造历史、改变结构的能力。由此，对过程的强调是民族志历史向度的另一重要方面，这与孙立平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具有同样的涵义。“过程-事件分析”强调研究要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提倡这样一种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深入到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并揭示其中的逻辑。在对乡村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就是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践形态，通过观察分析人们的社会行动，呈现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洞察那些“微妙的”在实际运作中起作用的机制、逻辑和意义（孙立平，2000）。 以“三提五统”取消之前农村定购粮收购研究为例，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定购粮的征收这样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是收粮的过程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本来在国家正式权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进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以及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是如何现实地行使和运作的。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权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大大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也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如果不能关注这种在动态的事件中才能凸现出来的因素，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肤浅的、简单的和僵硬的层次上。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和逻辑在各种力量与要素中、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甚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中常常是无法见到的，唯有在过程中体现甚至生成。（孙立平，2000；孙立平、郭于华，2000；）。 民族志对于历史与过程的洞察力，可以将个体经历与更大的社会变迁连接起来，可以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民族志有了历史的视角和维度，可以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立场的局限，面对社会变迁的重大现实问题。传统人类学研究经常因缺少历史感而受到质疑和攻讦，其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也的确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时显得软弱乏力，更难以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与剧变过程。这些缺憾可以经由口述史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当然还应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加入而得以弥补，普通人的讲述从而成为认识社会历史过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反之，在民众口述资料的搜集研究过程中，人类学深入扎实的田野作业基本功、民族志的“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密切交流与互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件，口述历史的工作任务也难以完成。民族志与口述历史方法的结合对以往各自的研究局限都将有所突破，对学科的发展也是相得益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