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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苏中江村到江南夏村：扩大村庄的田野内涵 江村，就是长江边上的开弦弓村。“我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12}在费对江村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地区人口密集，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如从空中俯视，只见到处都是一簇簇的村庄。每个村子仅与邻村平均相隔大约步行20分钟路的距离。而开弦弓只不过是群集在这块土地上成千上万个村庄之一。费同时还介绍了选取的理由：蚕丝业的重要中心、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交通便利、联接集市以及语言和人际关系的便利等。马林诺夫斯基谈到江村这个个案的意义时赞誉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13} 在此，萧楼敏感地注意到费在对江村区域特征进行介绍时，并没有引述顾炎武、章学诚、黄宗羲等江南学人对江南的描述，而是直接借取了F·K·金的说法：“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这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方”。{14}显然，费并没有将江村放到中国传统知识的脉络中进行定位，这自然与当时人类学中国研究草创伊始，西学与中学未能有深度交融不无关系，但也表明费当年对人类学中国研究与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学脉联接的必要性或何以可能等问题认识不足。对此，费在晚年的思考中做出了相应解释：“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和传统知识分子没有了心灵的沟通。”他以潘光旦和陈寅恪为例，认为以前的知识分子和古人是可以交心的，如陈寅恪虽游学欧美多年，西学浸润深厚，但在写陈端生、柳如是时却完全是国学路数，费自愧不如，认为这体现了“两代人的差距”。{15} 基于此，萧楼将田野研究的地点选择在了“江南”的夏村，并宣称这个地点的选择和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关系：江南包含了费先生叙述的江村的范围，同时扩展到浙江的明州和绍兴。“将这一概念引入本研究，为了借用一种文化积淀，省去不是本研究需要着力的不言自明的环境”（第48页）。萧楼对“江南”的这种选择，隐含了三层意义： 第一，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说，“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需同时使用”。{16}因此，明确在“江南”的夏村做田野研究，不仅先在地规定了发达的农桑、繁荣的商业、兴盛的教育和互动的城乡关系等不言自明的历史图景，而且可以更有效地联结历史和现实，回归某种学术传统； 第二，江南从宋明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区域，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如此。《夏村》作为一个实验民族志文本，本身就显示了将“汉文化”核心区与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联结起来的理论野心，即把那些原来被视为“外部”区域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都纳入到关于夏村的民族志写作，从而不仅是“在村里做研究”，也让“世界在村里被研究”：“世界体系被村民理解、阐释、应对、互动”（第27页）； 第三，作者大胆地亮出了其人类学村庄研究的理论预设：要了解的不是这个小村庄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同时，作者也表现出相当的节制和谨慎：他希望村民和读者可以通过“复调阅读”参与有关“村庄”和“中国”的意义及知识的生成过程。 显然，在研究区域和个案选定上，萧楼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意欲建立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人类学和中国传统人文知识的内在联系，这个效果在全书都有体现，显示了作者把握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的双重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