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 王铭铭 主编，杨清媚、张亚辉 副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7月版 20世纪前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有独到见地的学术论著，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抵达的境界，足以使我们震撼。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重建开始，如何处理这笔思想遗产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负担。然而经济富国之梦的躁动，久已压抑需要伸展的自由，都使我们还来不及思考这笔遗产的意义便急于寻找未来。1998年,费孝通先生郑重提出重建社会科学应“补课”，不仅要补西学，也要重新捡拾前辈学人的奇珍。而今十年之功，距树人之境尚远。这本述评集之编写，亦属补课过程中的一点积累，意在为青年研究者尤其人类学专业学生开拓视野。这个集子所列出的书目与这笔遗产相比实如沧海一粟，但是这种有限其实也是有意为之——编者希望能更为清晰地聚焦于中国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在人类学及相关的民族学、社会学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本书题名中所谓“20世纪前期”指的是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恐怕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当中最具有百家争鸣风采的一段时间。这个时期并非是严格限定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版的作品，只要它还保留着此前的学术追求与表达的自由，我们自然也不应排斥。 我们以人类学的关怀择选论著，但并不囿于今日的学科分类。总体上，这些论著都牵涉到“民族”与“文明”这两个20世纪中国学术中至关重要的概念，虽然不是全部出自人类学前辈之手，但在具体内容与理论观点上均有益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尤其像历史学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对于“民族”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很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放在一起，固然是因为无论国内国外，人类学从来都与民族学、社会学息息相关，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人类学总是摇摆于民族学派的文化论与社会学派的结构论之间。不过，我们也同样坚持人类学的关怀，因为民族学曾是人类学的代名词，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一个局部的社会学化，民族学这个学科名号在西方人类学界失去了部分影响力。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引入也使某些学术阵营采取与民族学不同的称谓及研究方式，但民族学这个概念却持续存在。今日既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分，也有人类学与社会学之分。但我们所本的人类学并非今日学科疆界划定的范围，而是在研究内涵和思路上，对20世纪前期曾经贯通的三家之整体回应。围绕“民族”与“文明”，以勾勒出一幅有助于重新梳理历史、重新领悟观念的学术画卷。 编选本书之时，我们便有意尝试打破现有人类学学科史框架。我们不再强调学科生长发育过程的素描，而重在表明，人类学与西学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是在一个总体的思想史进程中形成的。从学科角度出发的学科史往往囿于诸如“体裁”之类的问题，而无法具体呈现本学科与整体思想史的关系。这样的缺憾不只让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史割裂于整体思想进程之外，更使得当下学科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举步维艰。我们认为，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共同的历史基础，而且其各自的研究和论述的方法，都是为辨析共有的问题而设。这些共有的基础与问题意识本就是无学科疆界的，诸如将社区、民族、文明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学科——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的做法，实际是后人的创造。那么，我们今天从相反角度的人类学出发重新解读相关的原典，则可谓是学术“返本开新”方面的努力。 本书无论是编辑意图还是呈现体例上都与此前编选的《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王铭铭主编：《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相类。与《指南》一样，本书仍旧是对经典著作进行评述与解读，尽量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中去体会和梳理学者设定论题与展开论述的思路。作为一部导读性的编著之作，我们期望通过述评所选原典来展现人类学、民族学之思想与实践如何从19世纪末的思想趋势中分蘖而出的具体历程。 此外，除了《指南》一书已呈现出的西学汉译问题之外，新史学带来的观念变革及对传统中国之再理解，大概是所有社会科学避无可避的另一个共同问题。我们惟有将这两个问题转换成具体的学科问题，方能使学科的方法论实践获得切实的学术意义。为此，本书将选录的前人著述分成三编：第一编主要展现新史学带动下的民族史书写;第二部分则撷取了部分用社会科学方法重新思考传统中国问题的经典作品;第三编方才回到人类学学科内部的民族志实践。在我们看来，民族史志书写、传统中国的理解及民族志，也是20世纪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必要经过的三个逻辑阶段。任何意义上的学科之创新发展，亦须以不断回顾这三段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在此，我们将在以下文字中对本书收录的论著及其述评文章进行合乎主题的简要阐释。 关于“文明中的民族” 纳入第一编的，多为民族史志著作，这些著作完全不同于后来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分族写志”模式，而更多地以民族通史体例出现。这些作品自然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学术的汉译——尤其是在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刺激下出现的，但他们直接的学术渊源却在传统史学。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正式开始以西方学术尤其是社会学与进化论，挑战传统史学的王朝史统，而他提出的替代品就是“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所主张的以民族为历史主体的新史统。“民族”这一转译自日文的概念一跃成为了救亡运动的核心，同时也成为重新思考中国文明史的起点。为此，以民族的视角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便成了当务之急。这不只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端，同时也是中国新学术的肇始。社会科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马长寿，史学家如柳诒徵、傅斯年、王桐龄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书写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关系史。而总体上他们的旨归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民族确实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历史主体，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文明究竟该呈现出何种面貌?也正是这些从传统史学生发出来的写作赋予了后来的中国人类学别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对历史的压力格外敏感，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解释，并且总是在思考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