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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先生的《天演论》是本书选择的唯一一部翻译作品，而选择它的理由恰恰因为它是一部不见得忠实于原著的翻译。赫胥黎的原著原本是立足于互助论的，正是严复先生根据当时的世事与思想状况进行的再创作，使这本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颗炸弹——在他看来，我们惟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规则，才可能找到强国保种之途径。严复先生其实更加推崇的是斯宾塞的进化论，而对赫胥黎多有批评，但观者未必作如此想，赫胥黎的人文主义与斯宾塞的机械论之异同即便在当时已经激起了不少学者的思考。比如孙宝瑄就曾经说：“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之虞，而群学乃益昌大矣。”本书中，刘阳的评述侧重分析了严复的天演和赫胥黎的进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是严复的性善的人性论使得他必须要寻找富国强兵这一追求背后的道德意义。 在1905年梁启超发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之前，中国早期社会科学的雏形一直是围绕“群学”展开的，诸子学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借以发明西来之学问的主要来源。在这中间，严复力主以英国学脉为基础的社会学思想，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因为对斯宾斯的不满将目光转向了日本。日本的西学输入更多地受到了德、美两国学术的影响，更加注重民族与心态问题。因此，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之后便开始转向对“民族史”的考察。社会科学的讨论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由以诸子学为基础的哲学思辨转变成以史学为基础的扎实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可说是这一转变最初的重要成果。本书中，郑少雄的述评指出，梁启超写作此文“是为了因应当时国内地方自治倾向抬头的现实”。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两年，欧战带来的巨大创伤已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东西方关系问题。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梁漱溟是后世公认的20世纪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长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对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规整而略显僵硬的“文化路向图”：西方文化是向前索求的、印度文化是向后退隐的、中国文化是两者调和的中庸之路。但正是这一路向图将不同文化从进化的阶序中拉出来，放到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中来考察，文化的这三种路向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放异彩，却难以彼此调和。中国文化虽然面临一时的困境，却恰是当时混乱世界的希望所在。梁漱溟在哲学问题上与新文化派的论战正呼应了信古派与疑古派围绕中国史学的论争。哲学与史学领域的论战对当时的社会科学之思考和实地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6年，燕京学派的领袖吴文藻写作“民族与国家”一文，当时，中国学界已经对西方学术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而民族这一概念已经被学界所接受。同时，这一概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吴文藻的学术思想中有着深厚的德美文化学基础，他亦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认识民族的，并进而将民族与国家区分成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从而构成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张力。在本书的述评文章中，王铭铭注意到，吴文藻的国家理论其实奠基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以来的德国学术对“双重文化”的区别，作为国家之基础的文化是一种共名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而国家内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则对应着“民族精神”概念，因此，吴文藻的国家理论仍旧有着民族国家理论的根源。这个问题一直到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后才得到了更好的处理。 就在大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利用西学展开论述的同时，传统史学者也开始了对民族史的探索。这中间最被当时学者所推崇的恐怕就是柳诒徵了，柳诒徵一生恪守传统学术的规范，他和吴宓领导的学衡派运动是当时唯一能够和新文化运动抗衡的声音。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曾经受到日本史学书写方式的深刻影响，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士人传统以及儒家道统对于理解传统中国历史的意义。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不断混融的历史，而这混融是以外来文化与汉之前形成的华夏文化的不断对话来完成的。柳诒徵此书直接影响了后来对大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书写，直接者如钱穆、冀朝鼎，间接者如费孝通，等等。 傅斯年早年的学术生涯颇多摇摆，关于他留学欧洲7年后所获得的学术给养究竟该如何评价，后来的学者也颇多争议。总体看来，他从德国那里学到的地理学与兰克史学精髓，从法国那里获得的对多元性和关系的强调是他的经典之作“夷夏东西说”最直接的基础。这篇文章放弃了从族源角度书写上古史的做法，转而从族间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明体系的生成，在当时乃别开生面之举。而且傅斯年所强调的上古时期的东西格局与后来的南北格局的差异也再次证明民族学的眼光对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三个版本的《中国民族史》，作者分别是王桐龄、吕思勉和林惠祥。本书选择了王著与林著。严格说来，这两位作者的背景有很大差别，王桐龄是史学家，林惠祥则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方人类学训练。两位先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书写的体例亦不相同，得到的结论却是相近的，即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长时间的民族融合的产物，而作为文明的民族史更应该关注的是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与结构。 20世纪前期开始，国民政府和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学术的边疆营建，作为其中的一员，马长寿先生一生便专注于边疆民族的民族史和实地调查研究。马长寿在学术上深受美国文化学取向之影响，他对民族的看法也是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具体主义结合的。述评者伍婷婷指出《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就集中体现了马先生将民族志与民族史相结合的研究进路，但与美国人类学不同的是，由于当时面临抗日战争带来的威胁，马长寿的边疆研究还带有强烈的国族建构色彩，他的民族志调查和民族史书写都竭力要证明：“今日的中国民族血统，我们不能说是汉族血统或其他任何一边疆民族的血统。今日的中国文化，我们也不能说是汉族文化或其他任何一种边疆民族的文化，而是汉族与一切边疆文化同化的文化。”这种浓厚的国族色彩曾经是同一时期很多边疆民族研究的共同特色。 关于“旧传统与新科学” 在第二编中，我们选录了20世纪前期社会科学前辈重新理解传统中国的著作。其实,这种重新理解从西学的译介之初就开始了，其共同背景都是应对西方学术对中国的认知与描述。这些描述自然未必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笔，更多的还是具备了西学眼光的本土学者自己对中国的新发现，但这些发现又是他们难以彻底接受的。因此，这些作品看起来都是兜了很大的圈子在用新方法论证经史学中的老问题，结论也鲜有出人意料者，但这样条理过后的学术陈述终究是开始具备直面西学的勇气了。 与上一部分的条贯通史不同的是，这些著作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而且注重在概念体系上与传统学术的接驳。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对经史学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社会科学再分析，其可贵之处在于，这些前辈并没有将上述资料与实物看作是僵死的文化遗存，而是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的对话。这些对话得以展开的思想史背景与方法论准则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思考自身、思考世界的基本框架，它们不但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力量与价值，同时也明确昭示了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必将奠定在对经史学持续的再思考的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