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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南中宿学”的徐嘉瑞是云南史地专家，1944年受大理地方官绅所托开始著大理地方史，并于次年成稿，但因抗日烽火所迫，此书延至1949年才得以出版。与前述任乃强相近，这本《大理古代文化史》所寄托的徐氏心史，仍旧延续了地方知识分子对帝国的整体想象。如同述评者罗杨所指出的，它并非一部“乡邦”之史，而是以民族关系史的方式书写的文明史。徐嘉瑞借鉴了傅斯年、李济等人重建上古史的方式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大理文化源流的脉络直通史前。而对当时考古学还无法论证的夏朝甚至之前的历史，徐嘉瑞则从有关的史志中搜寻资料以佐证。在他看来，正是在从夏至西汉近两千年的“遂古期”第一阶段里，大理先后融合了夏文化、蜀文化和楚文化而成为一个华夏文明的储藏地带。这个文化本来是政教不分的，但传入中原之后被儒家改装，而在本地则保留更多原汁原味的特点。佛教传入后，这种本土文化在斗争中逐渐与印度文化合流，“终为印度文化所掩”。徐嘉瑞表明的是，传统史学中作为边缘的地方实际上是更为活跃的文化交流中心，也更容易发生文化的变革。对此，罗杨指出，徐嘉瑞字里行间透露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情结，其背后又是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他更为敏锐地体会到大理同时作为华夏文明与印欧文明的中间地带，其独特的文化构成来自对双方的融汇包容。 本书所编选的述评，大多为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作品。其中，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绝大部分文章，有不少曾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经典解读”读书会上选读与讨论过。这些文章还分别在2008年6～7月召开的“东南与西南——寻找中国人类学学术区之间的关联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社协办)和2008年10月召开的“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国学界同人合作主办)会议上提交讨论。另有个别文章还在渠敬东教授组织的读书会上宣读及探讨。第三编收录的文章，则是若干读书会的成果。 所有这些文章都曾经在《中国人类学评论》系列中发表，此次收录只针对格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个别文章修改了标题，以便与全书统一。 收录于此的文章，只能算是对我们所关注的著作的粗浅解读，我们能做的只是提出问题，还谈不上细致深入的探讨。其中错误、疏漏、解读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