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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斯(Raymond Firth)是马林诺斯基在取得声望之初的1924年就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培育的学生，他在1936年已经可以担任在该校求学的费孝通先生的指导老师。就在贝特森1936年出版《纳文》的时候，弗斯也出版了《我们梯阔皮亚人》。马林诺斯基在为爱徒的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弗斯博士已经不是民族志行当里的新手了，他在1929年以来发表的关于波里尼西亚土著社会的民族志让他赢得了社会科学的声誉。他在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肯定会使该书进入新近对人类学做出最重要的贡献的著作之列。“我毫不犹豫地把本书视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范本”，这既是考虑到它所依据的田野作业的质量，也是考虑到书中所蕴含的理论。地地道道的经验研究的精神，丰富的具体资料，把活生生的男男女女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突出弗斯著作的这些特性，不点名地批评了本尼迪克特所代表的把酒神型和日神型的人格用于田野资料分析的人类学新理论。这些研究根本不扎实，相比之下，弗斯的著作才具有真正的学术性。幸亏有弗斯的大作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些还相信自己的研究能够具有科学性的人类学家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Malinowski 1936)。《纳文》没有《我们梯阔皮亚人》那样丰富的细节，还采用了本尼迪克特的人格理论分析男女性别文化，自然就落在了马林诺斯基的火力范围之内。 贝特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投入到这个行当的。他出生在一个父、祖都在剑桥大学占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遗传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的祖父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院长，他自己靠考试录取到这个学院，并在1925年取得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他随后在剑桥攻读人类学的硕士学位，在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做实地调查，在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夏，他获得一项资助，计划重返新几内亚的塞皮克河流域继续自己的田野作业。 贝特森选择塞皮克河流域的伊阿特玛儿人作为调查对象是经历过曲折的。1927年1月，他的父亲去世不到1年，他登船南行，计划到新几内亚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哈登推荐他到塞皮克河流域探究土著与白人接触的后果。他到达墨尔本，见了派驻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的殖民人类学家钦内里(E. W. P. Chinnery)，被他的一段话吓住了。他说，塞皮克河地区可能不安全，大规模的猎头袭击事件时有所闻。贝特森就决定选择新不列颠的白宁人 (Baining)。他们是一个游耕群体，易于接触，也足够原始。他离开墨尔本，前往调查点时路经悉尼，在悉尼遇见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布朗和钦内里一样都是哈登圈子的人，立马提出给他自己当时掌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还把自己关于社会的理论传授贝特森。这位23岁的年轻人非常高兴，在给他妈妈的信中说，布朗先生是我遇见过的唯一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他对各种陈腐见解的批评一针见血，能够用关于社会生理学和社会组织的健全理论取而代之。他驱使我去阅读涂尔干的著作，因为他是他的热心崇拜者。涂尔干的观点让我耳目一新。除了他把论辩建立在蹩脚的图腾主义说辞之上的遗憾之外，他关于社会的观点和结论是相当有力的。靠着从中吸取的灵感，拉德克利夫-布朗很快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人类学学派(Lipset 1980:127)。他在白宁人中的经历并不愉快，在1928年3月离开，到悉尼与前来探望的母亲相聚。他尚没有完成对白宁人的调查，却一时兴起，转而调查邻近的苏尔卡人(the Sulka)。他在这里敖过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结果。1929年的2月中旬，他受一个有点熟悉的船长之邀，乘船游览，来到新几内亚的塞皮克河地区。一个伊阿特玛儿人的土著社区吸引了他，他留在这里进行调查，主要关心土著特殊的亲属制度。调查到6个月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失去了目标和兴趣，随后就返回剑桥写硕士论文去了。他后来得到新的机会，于1932年1月重返塞皮克河流域，又做了15个月的蹲点调查。 贝特森从1927年到1933年期间有4年左右生活在调查地点，比马林诺斯基从1914年到1918年期间呆在新几内亚土著社会的2年半时间还要长。可是，马林诺斯基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一系列的民族志著作，如精心构织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资料厚重的《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以及《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等等。贝特森却只写出一生唯一一本民族志《纳文》。他这本书确实是磨出来的。他在田野作业中总是感到在受折磨，他最后的写作过程，一如他在“跋”中的自传似陈述，也是一种痛苦的磨砺。 贝特森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大不正常，她和他这个最小的儿子的关系弄得很紧张。她总是盯着他，有事无事折腾他。贝特森在1972年回忆说，能够在哈登的关照下远走高飞，算是一种解脱(Lipset 1980:125)。他在1927年4月初首次进入调查点，心情充满阳光。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白宁人的村子很漂亮，也卫生，土著女人虽然缺乏魅力，但是很友好。走在这里，很像走在英国夏日阵雨后的林中，而且，这里的气味和色彩要比在英国丰富得多，随时随地都让人感到这里的植物和小生命是如此品类繁多。我怕我自己会太迷恋这里的热带景致了(Lipset 1980:127)。可是，开始正儿八经地做调查之后，麻烦和困难就接踵而至了。他一到调查点就开始人类学调查的基础工作，用卡钳(calipers)测量当地人的头部结构。一天，一个土著很正经地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他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他当时还说不好当地人的洋泾帮英语，给人的回答绝对是不清不楚。他再也没有兴致拿起卡钳，也不明白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自己的解释是，白宁人的语言很难学，他们把什么都当作秘密。尽管他努力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之中——吃他们的食物，毛虫也得试着吃;睡在他们的房子里;学他们的仪式。这让他自己感到苦闷，却也不能赢得土著的好感。土著有重要的集体活动的话，就会事先设法把他糊弄出村子。他在调查工作开展了半年之后给妈妈的信中说，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成就，“我是一个闯入他们的生活而招致他们厌憎的家伙”，“我甚至不能断定我所研究的白宁人是否有图腾制度，我也不能搞出一个清晰的世系，因为我搞不定他们的姓名禁忌的谜障”(Lipset 1980:128)。他学会了土著的语言，他们才和他谈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能够遵照马林诺斯基归纳的经验，注意记录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但是他却无力用“结构”、“功能”、“社会生理学”这些概念来把握他的研究对象。他感叹，当你面对土著的时候，所有这些学术的东西似乎都很虚幻(Lipset 1980:128)。1928年3月，他要到悉尼和母亲相聚，在离开白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不会回来了。不过，按照至少一年周期的田野作业时间规范，他的时间大致是够做“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的，只不过他终究没有用民族志写出来，仅在论文中采用过少许的资料。他的问题应该是出在从资料到民族志整体性的提升难点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