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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志是记录远方社会的事实的，圈内人在向外讲述这个特殊行当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时候，很容易讲成脚在跑，手在记：千里迢迢跑到一个地方，把耳闻目睹(witness)的事情记录下来。没有人会否认在脚和手的动作之外有一个从来就没有缺席的大脑的思考过程，但是，对于大脑如何在场，却很少有人认为是一个问题。即使偶然有人在意大脑的在场问题，尝试来揭示大脑如何在场却不是容易迈出的一步。贝特森在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迈出了这一步，创造性地在民族志文本中建立了反思的维度。 这样评价《纳文》是后话。该书在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是被依照功能主义的科学民族志的尺度来衡量的。《纳文》并没有单纯地走当时已经形成的套路。它不是中规中距之作，而是别出心裁之作。可是当时人类学的主流圈子还没有形成别样的眼光。马林诺斯基在给弗斯的《我们梯阔皮亚人》(1936)写序的时候，已经是不点名地否定了它。拉德克利夫-布朗与米德、贝特森有更多个人交往，他在1937年发表的为《纳文》所写的书评里，也只是肯定了作者敢于承认缺点的诚实，却对作者没有像通常预期的那样写出“社会”而遗憾。他断言，该书不可能卖得好，但是他愿意把它推荐给勤于思想的人(Radcliffe-Brown 1937)。从当时圈内已经形成的关于社会叙事的完整性的标准来看，它被侧目是很自然的。它费心良多的理论部分也一样受到许多置疑。沃尔夫(wolff)在书评中责难他的理论包含太多个人的东西，缺乏科学性。对于贝特森这种与众不同的学术路子，他倒是留了一个活口：“现在来谈贝特森在人类学潮流中的位置还为时过早”(Wolff 1944: 74)。 当贝特森被攻击的时候，他是被当作主流人类学的异己来看待的。可是，他自己定位为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追随者。他在1935年写的“前言”中自陈，潜藏在马林诺斯基著作中的含义给了他理论创新的灵感。他也自嘲过，他自认是他们的学术遗传，尽管他知道他们不一定承认他是他们的学术之子(Lipset 1980: 145)。就民族志的一般内容来说，把对于一地的生活图景的描述当作一个民族、一种人的社会与文化;从一地的描述过渡到把握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达到在总体上认识这个群体，作为人类一个分支的群体。人类学认识它，就认识了人类的一个部分、一个人类精神世界可能性的构成。这恰恰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所提的认识民族的“mentality”的求知所包含的内容。贝特森应该是探索了新的途径以完成这个知识生产的使命。即使就《纳文》把作者的思想传记融入对象叙事的做法来说，我们也能够找到马林诺斯基的启发。他说，“难以想像，撰写一份物理学或者化学的实验报告可以不对全部实验安排作出详细描述”(马凌诺斯基2002：2)。应该向读者详细报告的研究过程涵盖哪些部分，在他们两人心中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应该报告研究过程的精神在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无论如何，贝特森对自己的思考过程的“报告”的那种认真是过于超前了(Marcus 1985:66)。 贝特森的《纳文》被重新定位是在拉比诺1977年发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之后。得益于当时兴起的对于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风气，马库斯在1980年代初推动了对于贝特森的学术与人类学主流的关系的重新认识(Marcus & Cushman 1982; Marcus 1985)。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贝特森的《纳文》、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高耸在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树立了科学的民族志的范例，更有普遍意义的是，其导论阐明了追求民族志的科学性的全套方法及其思想条件。就民族志的整个知识生产流程来说，这部书所代表的普通的民族志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描述的对象，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把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过程作为描述的对象，《纳文》则是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作描述的对象，只不过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是把关于对象的描述与关于写作过程的描述熔铸在一起而已。在类型上，它们是应该被分别看待的，一个是关注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另外两个分别是关注研究过程主要阶段的民族志。它们先后把民族志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在对于研究过程的反思逐渐成为学科训练要养成的习惯之后，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基础工作，由此越来越专业、精致，对人才的筛选也越来越挑剔。这三本书在论辩的针对性上是一种紧张关系，但是，作为民族志的智慧遗产，是一个整体。在今天，我们只有在贝特森和拉比诺的反思智慧的陪伴下才能够沿着马林诺斯基开创的民族志道路往前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