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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志的撰述和研究可谓成果丰富，但北京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有机体系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描述过和分析过，尤其是未能从地域性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京畿地区的历时性的文化传承和共时性的民俗生活做出差别性的学术深描和贯通性解释。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北京市文联的统筹规划下，通过多方学术力量的协同攻关，最近出版了《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北京门头沟区卷》、《北京宣武区卷》（以下简称“区卷本”）和作为前期成果的《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以下简称“手册”），｛1｝这预示着当代民俗志学在京畿民俗文化及其当代变迁研究中的断层和缺环将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这几种卷本的推出，实践了主编者所创导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调查工作模型与写作范式的主张，不仅为首都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且为当下全面启动的“中国民俗文化志”（3000种县卷本）工程，乃至为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民俗学教学、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一系列探索已经突破了原有民俗文化志写作的囿限，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和深化了中国民俗志学的研究和写作实践。 一、当代“民俗志学”的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概念，“民俗志”或“民俗文化志”是由钟敬文先生在其“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学术构想中提出来的。钟老曾就“记录的民俗学”进行过界定和阐释，在谈及“记录的民俗学”时，他指出，“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钟敬文，1999：45）。民俗志学，包括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撰写的原则、观念和方法等。钟老的“民俗文化志”思考大体有三个学术来源：一是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二是日本地域民俗学传统，三是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论。由此，“民俗志”这一术语，不仅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得到民俗学界的广泛认同，而且作为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资料学基础及其学理建构的重要基石，从理论到实践都体现出了“中国民俗学派”的一个基本追求（王杰文，2004）。虽然“民俗志”这个概念是钟老晚年才提出的，但与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俗文化学”的整体学术构想也有密切的关联（钟敬文，1996）。北京区卷本作为刘铁梁教授倡导并主持的实验型民俗志写作的成果，既是对钟老“民俗文化学”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民俗学者对于当下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学术回应。该课题的组织、实施及其首批成果的推出，正是中国民俗学者在国际化学术对话和本土知识产出的双向互动中所形成的一个结果，当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以及公众阅读社会引起积极的反响。 民俗文化好比汪洋大海。在当下社会文化的时空语境中，如何捕捉、记录、描写、传达、呈现、阐释和表述一系列互为关联的民俗细节、同时又充满着生活表情的民俗事象，既是一个田野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学术表述问题，更是一个学理思辨问题。课题主持人曾经指出，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基本研究方式（刘铁梁，1998），《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北京课题组的工作流程就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为展开调查，他们首先搭建了具体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操作框架，主要是针对当下城乡民俗文化的流存现状，编撰出《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包括“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纲目”、“北京民俗文化研究资料索引”三部分。其中，特别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层面，强调了北京民俗调查的整体性原则和特色性原则。这些都保证了在门头沟区进行试点普查和写作实践的成功。 以“标志性文化”作为重心，并用来统领北京城乡区域民俗志的书写，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实践理性。“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也就是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其中若干重要文化事象具有标志性意义”（刘铁梁，2005）。志书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的认识，突破了既往民俗志分类写作中的平面罗列法，能够将民俗事象描述、叙事阐释、理论思考和文化解读贯通于“文化主题发现”的探究过程中，对宣武区和门头沟区民俗文化事象的生活意义及其传承的动力进行了总体的“盘点”和深入的解析。换言之，由于运用了“标志性文化”的核心理念，所以能够将民俗“区域型”的地方性表现牢牢抓住，通过对城乡民俗文化流存现状的深细考察，田野素材的精心筛选，以及在生活层面上紧扣民俗事象、民俗事件和民俗中的人，从而对区域民俗文化给予了重点突出同时又互为关联的描述与阐释。例如，《门头沟区卷》作为郊区民俗志书写的样卷本，以永定河、山道、煤窑、五十八村龙王大会、妙峰山庙会、京西幡会等标志性文化为主线写成；《宣武区卷》作为城区民俗志书写的样卷本，则着力描述城市空间的标志性文化现象，如大栅栏、琉璃厂、天桥、厂甸、牛街、同乡会馆等章节的书写。课题的理论创意、工作模型和操作经验，无疑都具有学科发展和文化建设所要求的前瞻性和前沿性，为中国民俗志的研究和表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