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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报社会的民俗志写作 课题的顺利实施和两种“区卷本”的推出，离不开一支功底深厚、视野开阔，地方知识与学理研究兼备的民俗学者的队伍，也是他们大胆进行创造性和开放性学术实践的结果。从课题的运作机制、组织方式、实施步骤和工作流程来看，志书的写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切实引领了我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例如，从2004年4月底，课题组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开始进行第一个县级民俗普查和新式民俗志写作的实验。他们与当地学者一起组成了30余人的队伍，先用一个月时间对原有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从6月至9月开展了村落调查和现场研究。这支民间文化保护的先行学术力量，可谓各有专攻，在民俗学的调研工作和民俗志的书写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并互为补给，相得益彰，为民俗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日益扩大了学术共同体的阵营。课题策划人刘铁梁教授一开始就提出的书写“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设想，经过充分讨论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普遍的认同，进而明确了新型民俗志学的工作方向与写作目标。在后续的工作实践中，课题组共同构筑起了科研院所、高校力量、地方学者、政府部门、传承人、民间社区等多重协同行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及其工作机制的创新，尤其注意吸纳地方学者和文化部门的专业人员与高校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联合组成调研队伍，利用当地现有人文资源和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研究民间文化在开放社会条件下的表现方式、现实功能和发展动向，建立起了多重协作的知识生产关系，为政府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提供认知框架和实证资料，探索出了民族文化建设的新体制和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模式。由此，课题组也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本土化、方法论和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学基础和操作性的经验框架，同步推进了地方的文化建设和相关基础学科的发展、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教学梯队的建设，对相关平行学科及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相信这种收获会在长期的绩效评估中日益突显出不可量化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在元、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区域体系，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在这些文化圈中，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与民俗文化形成多向互动，成为京畿地区的文化特色。无论建设‘大北京’，还是研究北京文化，都不应脱离对京畿文化的探讨”（赵世瑜，2004）。民俗学的区域研究、城镇研究和村落研究都具有相应的经验对象、实证方法和工作路线，而且民俗志写作及其叙事阐释力具有分析现、当代社会问题的巨大潜力。在理论和叙事的背后，许多个案研究都能成为处理基础问题而旨在应用的写作范式，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如何应用于社会，尤其是回应当下都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诸多的现实问题也将产生积极的学术效益。例如，作为建构示范性和引领性的工作模型，课题首先将门头沟区和宣武区的标志性民俗文化与首都当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技术路线可以说是课题组对京畿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在区域文化的分层深描、叙事阐释和学理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学视角。“手册”和“区卷本”的推出为京畿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将民俗文本和区域—历史—文化内涵分析结合一体的“工作平台”，而“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的工作方略和操作手段所赋予的民俗学研究旨趣，对当前“大北京”的文化建设也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项目的实施，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工作原则，反映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的创新理念及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也为引领、补阙、丰富和完善我国民俗志学构建了一种可资参照的操作框架。诚如刘铁梁指出的那样，“正像类分式民俗志不是唯一的选择一样，我们这种民俗志的书写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我们的目的是，不妨将标志性文化作为更新民俗调查方法和改变传统民俗志书写方式的一种理念”（刘铁梁，2005）。毋庸置疑，这种基于更新书写“理念”的呼吁依然需要更多“声音”的支持，乃至接受更多写作实践的进一步验证。由于课题立论的历史跨度大，锁定的地理范围广，涉及的个案视点较多，因而工作难度与学术挑战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以下谨以初步阅读的印象对课题成果的深化提出如下建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