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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阐释与当代中国民俗志 田野工作是民俗学的学科特征之一，其知识产品就是民俗志，即民俗学者关于民俗事象的实地调查、描述记录、在场研究和叙事阐释，体现了民俗学者深入实地调查和努力再现民俗生活“表情”（钟敬文先生语）和民间生活“真型”（杨成志先生语）的学科特点和实证精神。美国人类学家James P． Spradley 和David W． McCurdy将“文化”定义为“与特定人群有关的习俗、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并指出任何具体的文化都有两面：自观与他观，或主位与客位；为了反映这两重性，他们进而又把文化定义为“人们习得的用于解释经验和产生社会行为的知识”，文化就成了支配和解释行为的意义体系（Spradley and McCurdy，1996）。这样的体系需要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调查意义的方法论及转述意义的学术表述。本书系的“手册”和“区卷本”不仅提供了这种理论和方法论，而且为当代民俗志研究提供了文化主题发现和叙事阐释的写作范型。 两卷“区卷本”的共同点在于：1．以当下的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为主要的写作依据，同时兼具历史流变性的观照； 2．以地方学者和学院派学者的双重视野融合为互照；3．以叙事阐释和理论分析相结合；4．以地方知识和本土话语为表述立场。这些特征贯穿在两种“区卷本”的写作中，每一“标志性”的民俗事象都有田野个案为支撑，通过生动的文化描写和精要的理论阐发来透视社会经济急剧变动时期北京城乡和相关村落特征化的民俗现实、日常生活实践及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在民俗志的表述方式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1．突破了既往民俗志写作以大量二手材料为基础的“拼贴式”表述，尤其是避免了对民俗现实时空维度的忽略和漠视；2．突破了既往民俗志写作中一直偏爱的总体分类法（如“四分法”），避免了“见林不见木”的平面描述，同时也避免了现场调查和志书写作中的“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和流于表层的扁平化书写；3．突破了过去民俗志写作和研究中过分倚重地方干部的视角或田野协力者的“中间叙述”，而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学术路线（赵世瑜教授这些年来的学理总结），从民众、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的“元叙事”与研究者的田野直接经验抽绎出学理性的叙事阐释，尤其关注到了对“传承人”和相关“民俗社区”的个案描写。 通观两种“区卷本”的写作，“以标志性文化统领民俗志写作”的范式转换，已然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取向，丰富了当代中国民俗志的表述。从民俗学这门现代学科的性质来说，它基本属于实证性的经验学科，以民俗志资料采集和现场研究的田野证据提供为内在理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民俗生活做出整体的和联系的观照，同时又不乏个案研究的“以小见大”或“以一观十”的观察视角、叙事策略和学理阐释，从而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理论原则。这些原则性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和范式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证据的获得、系统化的建档和学理性的再现。在这个方面，《门头沟卷》的集体作者，尤其是地方学者多年来搜集、记录、整理、考证和分析民间文献和口碑文献的丰富积累和实际经验，为志书的写作生色不少。如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大量的鲜活例证主要来自他们自己的现场调研记录、口述史访谈和民俗志访谈，在转述、援引和自述的多主体叙事中娓娓道来，在协作完成门头沟“标志性文化”的民俗志构架的同时，将大量地方知识和本土话语引入读者的视听感觉式阅读。比如“山里头人与山外头人——方言土语与哭丧倌儿的传说”一章，通过“方言土语斋堂话”、“‘拉家’——哭丧倌儿的传说”和“门头沟风物传说”等节次，将当地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迄今天的语言民俗事象及其充满生活细节和生命情态的民间交流语境生动地呈现为一系列的“在场”叙事，许多精彩的生活话语场境、言语民俗行为和民俗事件及其背后的象征意涵，都出于张万顺和西村真志叶这两位作者自己田野研究成果的积累，连续引出的一个个实例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阐释力。翻开全书，这样富有民俗意蕴及其文化主题发现的例证俯拾即是。 同样，《宣武区卷》翔实的内容、生动的例证和对京城鲜明的文化包容性特征的书写，也与这样一批具有深厚的田野经验和扎实的学术积累的作者队伍不可或分。从宣南的街巷民俗、胡同情趣到大栅栏的老字号生活，从“淘书”、“淘宝”的琉璃厂到新春正月的逛厂甸再到老天桥的五行八作，都将20世纪京城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转型及其间诸多的民俗文化事象和民众的生存智慧生动地呈现出来；而从牛街的弟子玩意儿到宣南同乡会馆的寓客生活，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叙事则将都城作为国家中心的民众生存领域做了一番可圈可点的书写和探究，再现了宣武民俗文化的兼容并蓄。全书每一章的开卷都概述和分析了标志着这个地区文化传承的主脉络及其时空转接的连续性，突显了宣南人、大栅栏人、琉璃厂人、天桥人、厂甸人、牛街人、内城人、外城人、北京人、外地人乃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民俗人气，其中揭示出的“标志性文化”蕴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俗北京的文化多样性和现代性。对于中国民俗志学的书写实践来说，这本兼顾上中下三层文化交流、族际文化沟通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民俗志是一个切实的贡献。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种“区卷本”的写作都涉及到大量的民间语汇、方言土语，作者以高度的学术自觉站在地方知识和民众话语的立场，对行文中繁多的民俗言语、行业术语和专用词汇进行音义转写，从表述到引证大多能够依据通行的学术标准和注释规范，表现出撰述者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在相关叙述或分析中采用了民族志访谈的互动文本呈现，或以“直接引语”的话语转述方式及时传达田野调查对象的声音与自我评价，在学术研究中实践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附录中由岳永逸制作的《图片资料表》也反映出集体作者的协同攻关精神和互补性操作经验，为民俗志学研究提供了“多边协作”和“信息共享”的学术共同体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