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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者到民间进行调查研究，自然是作为一个专家，是一个记录叙述、拍摄现场的人，他要写出专业的论文发表。虽然并非必然但也并非不自然的是，民俗学者到田野之前、在田野之中、从田野回来之后都可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初衷应该是关心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就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是，由于他对特定问题的关心是通过他的调查对象而思考，他的对象很可能只是沦为他达到研究目的的工具。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民俗学者，除了关心他自己的问题，他还会关怀对象的问题。他多半不是来解决当地民间的问题的，但他在追求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不回避、不反对当地民众追求自己的目的，他有时还会让自己成为对象所利用的工具。 中国民俗学会的学者们在过去十多年里连续地参与观察河北省一个民间信仰组织的活动，见证并参与促成了它在这个期间的巨大发展。这个民间信仰及其组织在当地被称为龙牌会，供奉的是龙的牌位。当第一个民俗学者刘其印先生在1991年去观察它时，龙牌被民众提心吊胆地供奉在村中禾场上临时搭建的大棚里。到2003年，龙牌已经威严地矗立在由县政府主持剪彩的大殿中。这个大殿的名称是“龙祖殿”。它的大门两边分别悬挂的招牌是：“河北省范庄龙牌会”、“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这个寺庙博物馆、或者博物馆寺庙的诞生，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初识龙牌会 刘其印先生在1991年的农历二月二到龙牌会现场。他当时是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河北省民俗学会的秘书长。他在2004年2月19日和我的谈话中回忆道，人们向他介绍龙牌会时，有这样一段话吸引了他：龙牌会供奉的不仅是鬼神，也有人，人神很多，如扁鹊、孙思邈等药圣，并不都是迷信。他在调查后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1991年《风俗通》第一期。他又说，他在1992年明确了认识：这是龙文化的代表。他把自己的见闻通过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刘铁梁先生介绍给钟敬文先生。钟先生支持中国民俗学会介入其中，并指示：“要搞，就搞成第二个妙峰山研究。”刘铁梁先生在1995年的龙牌会期间组织了中国民俗学会的第一次现场考察，启动了中国民俗学会历时十年的一个工程。我是从1996年才开始加入其中的。 范庄是一个有900多户、5000多人的村子。村民的生计主要是水果种植和相关的加工业。全村人均年收入在本地区属于上流水平。 解放前，范庄有十多座庙。其中，玉皇庙三座，真武庙三座，五道庙二座，三官庙一座，老母庙一座，奶奶庙一座。近20年，这些庙宇一个也没有重建，但原来没有庙的龙牌会却恢复起来了。 龙牌会崇拜的是龙牌，俗称“龙牌爷”。“龙牌”为木牌，现在供奉的这一个看起来金碧辉煌，是1995年花3万元制作的。龙牌整体高度接近3米，底座宽1米，重300公斤，中间是蓝底金字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 周边是龙的浮雕。我们在一个库房里看过以前使用的三个龙牌。其中，解放前就使用的那一个高度为02米，1958年前后使用的那一个高度为04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一个高度为1米。这三个旧龙牌在大小、材料、形制上与新龙牌都存在明显的差距。 村民不是在寺庙里而是在家里和临时帐篷里供奉龙牌。龙牌平日供奉在一个会头家的正厅里。这家人的职责是每天早晚为它各烧一次香，接待来烧香的村民和附近民众，并保管好他们捐献的香火钱、还愿钱。龙牌在每年一度的“龙牌会”期间则被供奉在禾场上临时搭建的帐篷（俗称“醮棚”）里享受香火祭拜。农历二月初一，村民用黄幔大轿把龙牌迎接到醮棚里，在这里供奉到初四中午，再送回原会头的家里。在初六上午，它被送到新的会头家。供奉义务就这样每年一户轮值。 龙牌会在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后遭到压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活动都消失了。村民在1979年重新按照会头制供奉龙牌，龙牌从地下转向公开。作为活动的龙牌会是从1983年重新开始举办的。当时轮值的会头是“老亮” （1917年出生，1997年去世，共产党员）。他的长子“小锁”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回忆：先几年都只在家里祭祀，从供在我家的那年（1983）第一次出来搭棚办会。老八路刘英是村里的五保户。他与我父亲关系很好。他跟我父亲商量，得照老规矩搬出来办会。虽然他们跟当时的书记说后，书记不乐意支持。但他们还是下决心办会。刘英和我父亲说好，“出了事，咱俩扛被子上法院”。那时大家胆子小，办会期间叫人在各路口瞭望，如果见到公安就好，“出了事，咱俩扛被子上法院”。那时见到公安就及时通报。我后来听刘其印先生说，公安局的内部文件曾经说龙牌会是坏的，该取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