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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授建议盖博物馆，收藏代表农业文化的民俗及其实物。一个教授建议保护这里的活态民俗，具体一点也就是让龙牌会的传统按照老百姓的习惯流传下去。当年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两位的建议会被当地人结合进“龙祖殿”的方案里。在这个新生事物里，博物馆的牌子还真挂起来了，龙牌会的信仰活动也照旧举办，只不过从原来的临时建筑转移到固定建筑里了。 简短的讨论 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对地表和信仰活动的行政管理达到了非常全面、系统的严格程度，一个国家承认的教派的信众要修建一所寺庙已经是不易了，而一群老百姓要凭空造出一座供奉民间信仰的神灵的寺庙，更是不容易。尽管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调查还是显示，当前在各地都能够看到民间自发修造的庙宇。造归造，大多数庙宇的存废都是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没有经过管理土地、宗教的政府部门的审批，大多没有合法的身份。它们随时都可能被上面来的人拆除。电视和报纸在过去这些年隔三差五地报道某地落后群众私建庙宇，当地党委一班人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地予以清除之类的消息。在我们的调查地的邻近地区，这种通过拆毁寺庙来破除迷信、维护治安的事件就一再发生。附近的铁佛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就已经经历了几个回合的再造和再拆的折腾。 我们也许应该更加准确地说，造庙本身的困难还不是难中之难，最难的是合法地造庙，最难的是让所造的庙宇具有合法的身份。本文谈论的“龙祖殿”，是经过了政府的规划的，它在物理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中都拥有合法的身份。我们看到，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它事先已经在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近代以来，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迷信”、“落后”等观念的知识生产，使神州各地的拆庙运动成为必然。时过境迁，今天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河北省范庄“龙祖殿”的兴建得益于民俗学者的学术活动。抚今追昔，民俗学者在专业工作上也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与“民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 民俗学在今天要关心自己的专业队伍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使学科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要使自己的专业活动避免原有的单纯利用调查地点的民众，让作为对象的“民间”有机会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追求自己目的的主体，从而奠定本学科适应新的时代的学术伦理基础，我们就有必要尝试把民俗学者的工作过程也纳入观察的范围、对象。作者相信这一立意是符合民俗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的，只可惜这只是一篇短文，并且多有言不达意之处。还望各位指教。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