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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龙牌会在组织上是一个草根社团，在活动上是一个地方庙会，其性质基本上不出宗教信仰或者民间信仰的范围。它的硬件设施比较简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有待改善。但是，它也具备了一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如深厚的群众基础，每年可观的收入，与同样也是“上头的”学者们已经开始的良好的合作关系。 参与观察也不妨观察参与 龙牌会的组织者知道“上头”对他们的信仰活动持否定的看法，他们多年办会都排除不了戒慎恐惧的心情。他们后来看到，从省上来的民俗学家刘其印视龙牌会为宝贝，不惜胶卷地拍照，热情地记下他们自己认为其实是常识的事情。他们发现，比地方政府更“高”的“上头是他们可以借助的支持力量。他们把“刘老师”作为顾问，委托他邀请“中央”的学者来发掘龙牌会的价值，他们主动承担学者们在村子里的食宿费用，并提供各种调查上的便利。 一年又一年，民俗学者们在二月二前后浩浩荡荡地来，带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又都能够各得其所地满载而归。龙牌会每年都会发生或者安排一些新西，即使每年都来的人也总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很多民俗学者，如陶立璠、刘铁梁、段宝林、周虹、叶涛、赵旭东、宋颖、张焕瑞、高丙中等，都利用调查资料发表了有关文章。 一些民俗学者也许只是觉得自己来是在做自己的调查，参与（空间的在场）是为了观察。而组织者邀请大家来观察，却是为了让大家参与（成事的助力）：(1）民俗学者的观察行动在当地人看来就是一种参与（助力），是对龙牌会的支持，是对龙牌会的价值的承认。学者们的在场当然对当地人评价龙牌会的博弈具有重大的影响，天平当然会向龙牌会的组织者倾斜。我们设想一下，当地的干部群众有几个人曾经有幸听过大教授讲课并记过笔记呢？现在讲话的可是龙牌会的人，记笔记的可是那些大教授。(2）龙牌会的组织者还要学者们留下看得见的东西，例如照片，例如墨宝，尤其是建议。 他们还现场组织学者们参与座谈会、研讨会，让他们就地发挥专家的独特功能，尤其是对事物进行定性、定义的功能。我想列举他们对迷信的论述来看学者们如何参与对龙牌会的性质和意义的生产。 迷信的问题，一直都是龙牌会的骨干最担心的。积极分子史大姐在1998年的访谈中对我说：“要突破很难。……一般人，一个蚂蚁、一片树叶都怕砸了头。前几年，一个戴大盖帽的人往这方一走，大家都怕。龙牌站住脚了，我们这些人才能站住脚。关键是回答好这个问题，破除迷信，下面的大盖帽才不可怕。”她知道龙牌会顶着一个先天的迷信标签，她也知道他们自己揭不掉也遮不住这个标签。一些学者们也深知迷信问题是龙牌会生存、发展的致命问题。在1996年龙牌会期间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的发言都集中在辨析迷信的问题上。 在一个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宋教授说：“这个节基本上是健康的。有迷信，但主要是一种娱乐另外有一种教育作用，也有利于形成集市，发展经济。”他对迷信的定位使龙牌会有可能被看作有缺点的正面形象。迷信只是整个活动的一种属性，并且不是主要的属性。 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工作的陶教授说：“龙牌会的主旨是保农、敬祖，是一种复合文化，是多种文化综合的会。勾龙怎么成了范庄的始祖？农民尊敬对他们有益的神。这对我们是一种启示。迷信的东西也有，但是不是主要的？这里面有教育作用，其中的禁忌与这里的良好秩序有关系。”他的一位研究生说：“这种信仰活动是向善的教育，而不是迷信的毒害。”他们所用的修辞手法是一样的，先把它表述为一个综合体，再把迷信说成并不影响全体的局部问题。 一位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董先生说：“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要讲政治。龙牌会对精神文明是有促进作用的。如存自行车不要钱，吃大锅饭不浪费。在商品社会，这是一片净土。现在，这种地方不多了。其实收费也可以，商品社会嘛。”从道德教化的角度进入，宗教信仰自然也不失为有效的思想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